探討教師語文水平欠佳問題 - 信報
教育統籌局公布語文教師基準試成績，近九百名在二○○一∕○二年入 職的英文及普通話教師中，有半數不及格。有報章形容中小學教師出現「英語短樁」，輿論批評教育界「劣師出低徒」，教育統籌局長李國章強調：「不可以讓不及 格的教師教下一代。」報章社評大興問罪之師，矛頭直指教育學院，政府、教統局及教育學院ＱＣ（質量控制）做得差勁。 基準試不及格意味著不能在中、小學教語文，飯碗隨時丟掉。應考者理應全力以赴，但仍有一半人不能達到標準，在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是他們未盡全力？盡力也只能如此？抑或是成了政策犧牲品？
降低門檻供應大增
考試用作篩選入圍者與出局人，及格標準經常反映當局對入圍者對出局人比例的期望。「社會」對一個崗位的數量需要愈大，及格入圍的比例便愈高；反之亦然。以往我們需要多些英文教師，於是中七畢業也可修讀文憑，任職中小學英文教師；現在時移勢易，教師供過於求？ 正如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秘書李傑江所指，基準試評核機制有問題，以寫作考試為例，十四點五分或以上及格，但若五部分中，有一部分低於二點五分便要重考。他說，評核制度刻意令教師不及格。而基準試有什麽「基準」，如何釐定根本亦是說不得準，考生並不清楚。 這批不及格教師是政府刻意製造出來的結果？裁掉、淘汰他們可以傳遞出師資要優質化的趨勢或政策？教育學院備受壓力，在形勢比人強之下，更容易接受和一家大學的合併，以提高教學素質？ 教師語文水平不理想問題的核心究竟在那裏？筆者認為現在香港有兩個惡性循環，製造出這個問題。第一，成績好的高考學生選修教育的少。在高考學生的升學選擇中，教育學院幾乎可說是最後的選擇，即使在大學選修教育的高考生成績，亦較修讀其他課程的學生為低。 教統局數據顯示，以中英文及最好兩科的平均成績，Ａ至Ｅ分別相等於五至一分計算，過去五年主修教育以外課程的大學一年級新生的平均高考成績約為二點四 分，主修教育的成績則約為二點一分，教院學生則不到二分，即相等於四科Ｄ。於是入讀教院的大部分是知識基礎打得不好，對教育事業也沒有抱負及熱誠的學生， 將來當然不能教出好學生。為人師表表現差，甚至變成「人之患」，失去下一代的尊重，亦阻礙好學生投身教育事業。
為人師表不受尊重
第二個惡性循環是更深層的。香港人生活上是極現實，相信「興趣不能當飯食」。職業選擇不由興趣主導，而是由前途決定。香港的核心是環繞著商業活動而建立 起來，商業文化深入骨髓，商業利益主導一切，商界吸納最多的精英。相對來說，教師薪酬不算高，但社會地位不斷下降，甚至有人認為當教師沒出息，好人才很少 投身教師行業。尊師重道精神在社會上消失，由幼稚園到大學，學生及家長都成了教育服務的消費者，將教育的責任推向教師，教師飽受壓力，被迫處處遷就。和醫 療人員比較，同樣付出愛心，但卻沒有得到尊重，使命感無處孕育。沒有使命感，教師在學生學習過程中，沒有帶出尊嚴、愛心、溫情、樂趣。社會賦予教師的地位 愈趨下降，教師愈不尊重自己的職業，於是出現惡性循環。 怎樣打破這些惡性循環呢？社會上提出兩個方案包括，第一，提高教育學院收生標準，吸納更多好成績高考生；第二，將教院升格為大學，提高教育學院地位。 這兩個方案可以解決問題嗎？不能。 事實上，修讀教育課程只有一條出路，但修讀其他的大學課程還可以保持不同選擇。即使教院升格了，收生又嚴格了，教師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但有心投身教育 的好學生仍會先選讀教育以外的課程，持有不同學科的學位後再修讀教育文憑。入讀教育學院始終是學生的最後選擇，基準試只能確保教師有僅僅及格的水平。到 時，我們不再有劣質教師教出劣質學生的現象，但也只能期望有平平教師教出平平學生的遠景。 更深層的問題有兩個。第一是民建聯黨魁曾鈺成在二○○一年提出的，「小學的英文教師，英文能力可以低於中學教師嗎？」目前，中小學教師要經過同一個基準試考核，但中小學教師的薪酬及社會地位卻大有不同。 如果我們的答案是「可以」，那麽我們是認為中學教師所教授的英文是深一點的，現在的薪酬及社會地位高一些是合理的。這樣推論下來，現在的基準試是不合理的。基準試理應分出不同級別，小一和中三的英文要求是不同的。 如果我們的答案是「不可以」，那麽我們是認為中小學教師有相同的能力，選擇教中?嚟峇p學是志願及抱負的問題，不受能力所限。現在的基準試是合理的，但 小學教師的薪酬及社會地位為何要低一點呢？其實那不是小差距，不單是在薪酬上。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在二○○一年進行一項調查，了解市民心目中不同行業 的社會地位，中學教師排名第五，小學教師不在前列。很明顯，小學教師和中學教師地位很懸殊。對於以上提出的問題，曾鈺成的答案是「當然不可以；一個水平差 的英文教師，對小學生的壞影響，一定甚於對中學生。」
選拔精英加強培訓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社會風氣不變的話，將教育學院升格為大學沒有什麽作用，最好的高考生很少會入讀教院。筆者認為將教院與一家大學合併更有效果。將來大部分教師先修讀一般學科，教育學院對這些學位畢業生提供教育文憑課程，之後任職教師。 而最重要的將主修教育的學位「精英化」，入讀的是要多條Ａ，務求令社會了解到主修教育的畢業生是尖子。主修教育的是早有教育志願、成績頂尖、擁有多元智 能的優質學生。日後務必成為「名牌」教師，將來直資學校將爭相聘用，不愁出路，收入高，社會地位高，良性循環才可建立起來。這樣，優質教師才有望培養出 來，進而啟動培養優質下一代的良性循環。 從房署「局部」瘦身說起 - 信報
房屋署宣布在未來四年削減編制三成，每年節省十三億元。房署工會嘩然，大嘆是公務員最大悲哀；有學者也說，削減人手幅度是震撼。另一方面，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曾說過，目標是「全身瘦身」，不會是「肥上瘦下」。但實情是否如此？ 大家可翻查資料，房屋署不再興建居屋，轄下發展處的二千一百名員工每年接近二十億元的薪酬支出卻沒法大幅削減。若說削減的人數可以有所斟酌，十三億元的節省數目無可置疑是太小了。
削員後平均薪酬不跌反升
房屋署現有一萬一千四百員工，公務員編制有九千五百人，而合約員工一千九百人，薪酬開支為五十四億元，平均每名員工的月薪為四萬元。大家要看清楚，四萬元是月薪，不是年薪！ 削減了三千五百人後，薪酬開支為四十一億元，平均每名員工的月薪為四萬三千元，不跌反升！那即是說，房署瘦身計劃是「留上削下」！ 房屋署的發展處二千多名員工平均月薪近八萬元（！），可見，房屋署的架構臃腫是因為中高層員工過多。房署削減編制只根據正常退休、參與自願離職計劃、以 及合約制員工約滿不續約等自然流失的方法，於是，中高層管理人員為向公眾「交數」，可能對下屬苛刻，令他們意興闌珊，「迫」他們知難而退，但最需要削減的 卻正是這批中高級管理層。 政府做事沒勇氣，投鼠忌器，房署不認真精簡架構，結果製造不公平及資源浪費現象，「肥上瘦下」的情況進一步惡化。
公帑負擔逾一成勞動人口
見微知著，房屋署瘦身的問題正面反映公務員隊伍對整個社會的負擔。在二○○一至○二年度，政府用於公務員薪酬達五百二十五億元，以二○○二年三月的公務 員人數十七萬四千人計，平均每人月薪二萬五千元。公務員還享有優厚的附加福利，政府花在與員工有關連的開支亦高達一百八十九億元，約為公務員薪酬的三成。 同時，在十七萬多的公務員之外，還有政府資助機構員工，總人數達到三十二萬人，佔全港勞動人口一成以上。十四萬多資助機構員工薪酬有關開支為六百七十四億 元，平均每人每月花去公帑三萬八千元。香港和其他經濟體系不同，沒有國防機構人手，但一成以上的勞動人口是由公帑支付，財赤的核心問題正在這裏。 當香港經濟正在轉型，原本佔有優勢的產業競爭力出現危機，作為中國的中介人角色漸漸消退，我們能否同時保持低稅率，又同時維持高質的政府服務？若要維持公共財政的可續性的話，我們應該犧牲服務水平，失業率還是稅率水平？抑或是私營化，引入更多市場的調節機制？ 回歸夜，建港夢 - 信報
回歸那一夜夜深難眠，輾轉反側，良久才入夢。夢見自己身在中南海，竟然看到國家秘密。趁二十三條還未立法，快快寫下。 原來，眾位領導人召開特別會議，商討成立珠三角聯席委員會，加強推動珠三角發展，決心扭轉區內各自為政的不健康現象。除了珠三角聯席委員會的成立外，眾 人亦談到沙士善後工作，中央為提升公立醫院的服務水平，會審議邀請有卓越醫院管理經驗的香港衞生福利及食物局長楊永強北上作顧問的建議。另外，中央較早前 不接納吳儀辭任衞生部長的職位，原來另有所想，正考慮接受香港邀請，讓吳儀和鍾南山南來主持獨立的香港沙士問題檢討工作。
凝聚民心史無前例
眾位領導人議決由董建華擔任珠三角聯席委員會主席，何厚鏵出任副主席。香港?响?將由新增設的副特首處理，將處理日常香港?响A特首董建華則統籌珠三角發展。 珠三角發展對中國長遠發展影響深遠，而香港特首董建華治港期間有優越表現，被領導人深深欣賞，擔此要任自然深慶得人。眾人列舉特首史無前例的政績，例如 原本一盤散沙的香港人現在同心協力、同舟共濟。在酷熱天氣下，在維園附近苦等，讓烈日暴曬四、五小時也不埋怨，只為「順應」警方所說，要在維園出發才記入 遊行數目內。
間接堵住港人移民
眾人又大讚董建華是仁厚長者，歷史上揮頭顱灑熱 血，反對暴政的多不勝數，但「反仁政」的大遊行卻是罕見，繼香港回歸後又一歷史創舉。眾人又說，港英政府執政期間，遇上八九年六四事件，完全攔不住港人， 九二年移民出外高峰期，港人移民達六萬六千人。但現在便好得多，無論「被誤導」的民眾數目有多大，回歸後的政府也不怕港人移民離開，因為他們被負資產拖 著，想走也走不動，全心建設香港及祖國。 眾人又大讚董建華的精神文明建設。原本唯利是圖、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香港人，在六年間脫胎換 骨，浮誇與自大盡洗。百年工程也不能洗滌人心，但政府用六年便達致。港府在沙士問題的表現，令港人明白港人自救的重要性。沙士危機塑造了港人嚴守紀律的精 神，五十多萬人的七一大遊行行列中，只要有五十多人搗亂，勢必造成比蘭桂芳事件更嚴重的慘劇。 董建華在大遊行後發表聲明，表示關 注，並「理解」群眾訴求。董建華絕非「愛理不理」，只是港人仍然不滿，將「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罪狀再加入「理而不改」。五十多萬人上街表達了其中一個 訊息：「忍夠了，忍無可忍了」。不過，港府謀略更高，「忍辱負重」，刻意製造機會讓民間建立互助精神，令人們明白命運在你我的手上，不再依賴「父母官」， 民主、自由的理念深植民心，比什麽官方的公民教育有效果。
香港明天一定更好
領導 人中有樂觀派，認為為向台灣民眾宣示「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及誠意，因此建議通報香港，可以延遲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其間將和向港人「反誤導」。領 導人中亦有悲觀派，擔心董建華「兼任」珠三角?响?要職，削弱香港管治。他們擔心，五十多萬人上街了，財赤、失業率、負資產、破產、工資水平都沒有調整空 間，超越忍耐便是爆發，社會暴亂或者金融系統崩潰危機一觸即發，令社會接近崩塌邊緣。民意匯聚成洪流，堤壩又建得不好，不疏導不排洪，崩堤是自然後果。 不過，我聽到樂觀派反駁，前任總理朱鎔基一早便說過，當時「香港最困難的時期」仍未來到，現在終於來臨。正如奧地利裔經濟學及社會學大 師Joseph Schumpeter所說，資本主義是經歷過Creative Destruction（創造性破壞）才有新發展，雨過便天晴。「和平演變也好，崩潰式突變也好，總之香港明天會更好。」眾領導人大笑，笑聲震動。被震醒 了，不知道他們的決議 千五億元都會重建計劃 - 信報
香港經歷了超過四年半通縮，不單沒有減輕，近期更在加劇中，今年六 月的消費物價指數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點一。企業東主面對內部需求疲弱，毛利減少，失去議價能力，減少投資，形成惡性經濟循環。在聯繫匯率不更動的前提 下，筆者認為，香港有急切需要動用千五億港元，收購十萬個三十五年樓齡以上的市區舊樓，以下簡稱「都會計劃」。 有關計劃絕對不是派 錢方案，也不一定是托樓市的第十或十一招，而是一項投資計劃，一個種子方案，搞活各行各業。政府出資收購舊單位，加速市區重建，引發新經濟生態的連鎖效 應，帶動地產發展商、建築商、地產代理、銀行按揭、律師、廣告、嫁羡甚至是家居設施等，再進一步帶動其他生產性及消費性服務業。
政府不可能完全抽離市場
政府一直聲稱，要在房屋及土地政策上撤出市場，不應介入地產市場。但事實是，香港政府擁有所有土地，決定土地供應量，根本沒可能抽離市場。何況，在理論 上，政府若不想增加或減少住宅供應量，收購和重建推出市場的單位數目只要相等便可以。自由市場不會有城市規劃的功能，需要政府負起統籌及執行城市發展的角 色。前財政司夏鼎基就闡釋他所創始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當「市場失效」時，政府便應「積極」「干預」。而事實亦證明香港市區重建出現嚴重「市場失效」現 象，無法透過自由市場的自然調節機制來進行，市區環境日差造成嚴重負面的公眾損害（經濟學上是為externalities，廣泛地被經濟學家視為政府的 職責範圍）。 何以說香港市區重建出現「市場失效」呢？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香港物業報告二○○三》，現在近一百一十萬個私人住宅 單位中，樓齡四十二年以上約有四萬六千個，拆卸重建刻不容緩，而另外有十六萬三千萬個單位樓齡在三十三至四十二年之間，不少出現日久失修的問題。屋宇署曾 在二○○○年底指出，全港有一百五十幢有迫切維修問題的舊樓，但苦無良方改善。
重建進度追不上樓宇失修速度
在去年，私人住宅拆卸量只有三百零九個單位，而在過去五年總共亦只有四千四百多個單位被拆卸，每年不足一千個單位的市區重建進度大大落後於樓宇失修衰落速度。 市區重建局未來五年發展計劃的二十五個項目涉及約二萬個單位的業權，不過，需要自負盈虧的市區重建局卻缺乏資金收購。市建局亦宣布要重新檢討市區重建策 略，可能以所謂「社區復修」的方式，「漂亮地」撇下拆樓重建的使命。城市素質不能滿足香港邁向亞洲國際大都會的要求，還寄望自由市場力量處理嗎？
有效改善失業率
「都會計劃」亦是降低失業率強而有力的措施，甚至可以說是針對失業率的「聰明炸彈」，因為建造業的失業率是所有不同行業中最高的。在今年三至五月，建造 業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九點四，失業人數有六萬五千，對整體失業率（百分之八點三）有接近百分之二的貢獻，建造業是名副其實的重災區。 具體的收購計劃如何做呢？ 首先，目前市建局對舊樓住戶的賠償是按照「七年樓齡標準」，也就是說，賠償額足以讓住戶在區內購回樓齡七年物業。筆者建議這個標準只適用於市建局目前的 五年發展計劃中的二十五個項目，約二萬個單位，對新重建計劃內的業權只以市價（以獨立測量師評估）加上一個溢價收購，溢價數額在二至三成之間。 為杜絕業主「開天殺價」要求「超高」賠償價，政府只會對某一重建計劃開出一個劃一溢價，而重建計劃內，只要有七成或八成的業主同意重建，市建局也可以對業主不知所終的或不同意的業權強制收樓，加快重建進度。 都會計劃的成敗有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收購及其他安排的財技是否運用得當。筆者提出兩個方案作出討論︰第一，中國銀行高級經濟研究員王春新提出的「購地證明 書」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方案。筆者對此稍作改動，建議參考以往「換地權益書」的概念，改名為「換樓權益書」。運作的方法是，當市建局收購舊樓業權後，舊樓 業主買入新樓時，政府發出購地證明書支付一半有關樓價的差價。舉例說，舊樓業主向市建局賣出一百五十萬舊樓，轉而買入二百萬新樓，差價為200 - 150 = 50萬元，政府發出二十五萬元（五十萬的一半）換樓權益書，業主只需額外付出二十五萬現金或貸款，便以一百七十五萬資金加上二十五萬元換樓權益書，交予私 營發展商或房屋協會（甚至是房委會）購入新樓。發展商可以自由轉讓換樓權益書，向政府買地時可以把換樓權益書支付地價。政府在那位業主新購的單位中是享有 二十五萬元的業權，如果小業主出售或出租新樓單位，要按業權比例向政府繳付樓價或租金，因此有關計劃是鼓勵業主自住的。
重新釋放舊樓經濟價值
筆者認為舊樓業主選擇此方案時便不能享有市建局收購的溢價，只能以市價成交。由於市建局的收購溢價是固定的，而換樓權益書計劃的「優惠」和新購單位的價 值掛丶，因此舊樓業主（無意轉售及出租者）為增加「優惠」，買入更高樓價的新樓單位，一個換樓的良性循環便可以建立起來。 第二，政 府可以引入外國普遍的「反向按揭」（Reverse Mortgage）。對於一個擁有舊樓業權的老人家而言，所屬單位往往代表一份安全感，解決「老來要ナ街」、「過不得世」的恐懼。大型市區重建計劃應該引 入「反向按揭」財務安排。市建局向業主支付某一個數額現金，應付老人家應急，同時支付市區單位的租金及生活費直至老人家「百年歸老」。換句話說，「反向按 揭」是將樓價轉變為一個現金流，財務學上即是「年金」（annuity），具體數額由精算師釐訂。對比於原來沒有現金收入的舊樓擁有權，「反向按揭」不單 同樣為業主提供永久居住權，更有一定數額的現金收入，賦予更大安全感，有關舊樓的經濟價值亦重新釋放出來。
融合深圳高科技產業，經濟再起飛 - 信報
踏入回歸第七年的第一個月，香江「風起雲湧」，令人目眩神迷。大遊 行後，中央火速拍板落實及深化「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ＣＥＰＡ），以經濟政策「挺董」。廣東省省長黃華華率領三十多人的代表團，舉行前所未見 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颳起一股「黃旋風」，將香港與廣東省重新確立「前店後廠」的定位，將大珠三角建設為世界最具活力的經濟區域之一。 ＣＥＰＡ落實後，如何把握兩地融合推動經濟成為香港再起飛最重要的議題。零關稅敵不過高昂成本的困擾，低產值產品製造業在香港是沒有前途。香港只能著眼 於高增值及高科技產業。不過，我們在描繪遠景之際，一家在港的美資企業對ＣＥＰＡ卻完全沒有憧憬，計劃撤離香港，將投資六十八億港元的香港光纖項目遷往台 山或南沙。負責人說，最重要的問題不是土地及勞工成本，而是香港科研的欠缺，找不到適合的人才。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衛平表示，國家的策略是「科教興國」，未來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為主，但香港並無高新技術，對內地沒有幫助，香港愈來愈被邊緣化。 另一邊廂，國務院派遣的一個七人調研小組悄然到深圳考察，為深圳的城市再定位進行調查研究。可說，在港「風起」，「雲湧」深圳。深圳《商報》也邀請多位 內地學者探討深圳的發展方向。中國人民大學區域經濟與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長陳秀山指出，深圳最有前景及最應該突出的是高科技，而現在深圳高科技產業在內地屬 較高水平。國家社科院課題組負責人倪鵬飛亦認為，良好的科技創新制度和文化之下，深圳成功發展高科技產業。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在去年產值達一千七百零九億 元，佔工業生產總值接近一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所?响|長劉福垣也認為，深圳要建設國際化城市，關鍵就是高科技。深圳是香港發展高科技產 業的重要夥伴。
定位「下游」科技發展
香港有什麽角色可以扮演呢？內地已經擁有高 科技基礎研究的發展優勢，如人才、資源等，香港根本無甚角色。因此香港的高科技發展不應在「上游」，即高層次的基礎研究；反之，香港應向所謂「下游」科技 發展，亦即應用科技，將高新科技商業化，推向市場。香港發展的方向不是「自主研發」，而是「技術引進」。 香港發展高科技的優勢在融資及訊息方面，通訊發達、法律健全和商業網絡國際化的優點。香港應培養更多有科技知識的人才，認識科技，運用科技。香港掌握更高的科技水平後，便懂得搜購、引進、運用高科技，再利用兩岸三地企業在珠三角的製造及科研基地，提高產品的增值率。 香港政府應該做什麽呢？筆者想到五點。 第一，中國缺乏一個世界級水平的高科技會展中心，深圳和香港可以共同發展。而ＣＥＰＡ容許香港會展業以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會展服務，深圳可以利用香港會展業的國際聯繫，在深圳及香港聯線舉辦大規模高科技展覽。
引入國際創業基金
第二，香港應引入有關的國際級創業基金（或稱風險基金），並發展為亞洲區的科技項目融資中心。香港科技園可以發展成為聯繫中心，聯繫內地高新科技園、國 際級創業基金及將高新科技產業化的所謂「創業保姆」（即協助科技專才處理財務、管理、市場開拓、人員招聘等?响?的企業）。 第三， 協助「海歸派」回國。所謂「海歸派」就是海外歸來、學有所成的留學生、學者、專家等的統稱。深圳市十分重視吸引「海歸派」投資建設，在今個月發售社會微利 房（接近本港的居屋）時，在近一千五百個單位中撥出百個單位分配給「海歸」人員。但深圳引進海外留學人員不足一千名，和上海去年九月時的三萬多數字有很大 距離。而擁有國際化生活方式及新聞自由的香港，絕對可吸引這些學成的高科技人才落戶深圳，而他們和家人亦同樣可以購買香港居屋，在深圳工作、香港生活。 第四，港府應推動兩地的大學合作，推動大學之間的合作，香港的大學亦必需找出自己在全國大學科研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例如，香港在進口高 科技設備方面享受巴黎統籌委員會的優待，沒有受到限制，可以引進發達國家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於是，和內地大學合作研究時，香港學界便有一個無法取代的角 色。而政府亦需要有這方面的眼光及魄力，協助設立這些尖端科技研究的基本設施。
開發高科技自由貿易區
第五，香港政府應該協助香港企業去搜羅內地現有的高新技術，並將之結合到新產品中。而深圳一直主張在港深邊界的一平方公里河套地區建設高新技術產業園 區，負責尖端產品的研製和開發以及人才的交流。兩地政府共同成立管理機構，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管理，利益共享。而中國世貿組織研究院院長張漢林更建 議，這個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成為高科技自由貿易區，香港優秀的管理人才、深圳的高科技人才便可以結合起來。 出身製造業的唐英年出任財政司司長，理應看到港府需要制訂策略，令高科技亦如人、財、貨流動成為香港經濟新動力。 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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