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面奧運金牌得主菲比斯是確診的ADHD（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一失足成千古笑」的唐伯虎少時吃喝玩樂，後來專注於讀書、畫畫才成為一代才子，他和口沒遮攔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隨時都是ADHD患者。
ADHD並非可怕的心理疾病，兒科醫生王玉珍本身也是患者，如今專門醫治這類兒童。在她看來ADHD是很小的問題，只是社會不認識而已；她希望將來打招呼不是問籍貫、找媒人不是問家底，而是問彼此腦袋特性，那樣家庭和社會將少很多悲劇。
你和我隨時都有ADHD的特質，例如點菜時拿起餐牌望一輪仍猶豫不決，好不容易下了決定卻變來變去，又或者埋首工作犧牲家庭。就說最後一點，有哪個香港人不中？王玉珍認為重要的不是中哪幾樣，而是有否導致功能失調，影響工作和學業？她就在美國讀醫學院時，才發現自己有ADHD。
ADHD屬高度遺傳，所以王玉珍的妹妹和子女都是患者。她中學時成績一般，患憂鬱症的媽媽很少理她，她明白只要應付好老師和父母，就可以打至愛的籃球。中學畢業讀護士第一次考第一，後來赴美國讀醫學院，以超人的意志力完成學業，甚至大住肚去考試，交卷後幾天就臨盆，這大概只有ADHD才做得到。
「ADHD只要找到興趣所在，就會把所有精力投入其中。他們特別怕悶，像讀書就難以專注，打機則過分投入。如果做功課和上班都這樣就會失敗，重要的事不專注，不重要的卻過分投入。」那只要讓小孩對學業感興趣不就解決問題？王玉珍就是屬於此類。
「可惜，很多家長本身有ADHD。如果爸爸有，兒子也有的話，多數媽媽都有憂鬱症。她們會覺得爸爸都不幫忙，卻不曉得爸爸也自顧不暇。然後，家人會把矛頭指向媽媽，覺得她沒照顧好家庭，那是很淒涼的。」王玉珍看過太多類似的慘劇，就是因為不了解ADHD。
10歲是治療ADHD的關鍵歲數，「三分二的ADHD還有其他問題，比如焦慮等，所以10歲後就為時已晚，因小孩一開始會焦慮，漸漸長大會變成憂鬱，覺得自己很失敗，自暴自棄。過後父母想放下工作全心照料已太晚，孩子已不想你在家。只要多些認識，很多悲劇可避免。」
太陽下山前做決定
ADHD和普通人腦部運作有何不同？「腦袋就像一間公司，前額葉是boss，後面是其他部門，有的負責聽，有的負責看……不同資料會交給中間深處的『秘書』，它分門別類後送給boss作決定。ADHD的boss有時運作良好，有時會跳掣，一悶就遊魂。」
子女一時得一時唔得，會給ADHD的父母帶來錯覺。「一些家長會嘗試不給他們吃藥，發現孩子還可以，就覺得不用再吃藥，結果就死火。」即使是成年ADHD患者也會飽受困擾，「覺得自己難的工作都能應付，卻在芝麻綠豆的事上甩轆，甚至產生高不成低不就的心理，或覺得自己很叻，卻總是不成功。」
ADHD讀書時已不快樂，就算找到喜歡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但還是面對諸多問題。「我們除了工作，還是別人老公老婆、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這些角色扮演不好，人生不會開心。忽略家庭都屬於功能失調，ADHD都是輕重不分，有興趣的研究很深，沒興趣的置諸不理。」
王玉珍提醒，不管是否ADHD，都要避免太陽下山後下決定，低級錯誤一般在夜間出現。「我們身體的類固醇，早上5點左右上升，器官擴展，精神特別好。當太陽下山類固醇下降，腦袋沒那麼精靈，加上收工、放學的心態，若是多飲幾杯，更容易犯錯。」
很多人把ADHD當作頑皮或偷懶，王玉珍批評這顯示家長或學校的無能。「因為我們不懂得應付，才把罪狀加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對一些東西產生興趣，就不會有懶惰這回事。教育制度也是，現在的小孩已經用腳來投票，乾脆來個拒絕上學，我們的年代絕對不敢如此。」
學校除了要為ADHD提供合適課程外，還要改變權威式的教導方式。「現在的學生眼界已開，不像我們當年那樣一嚿雲，他們會跟你對質。我們不要以行為去判斷他們的行為，而是要看行為背後的原因。」可惜，現在家長和學校都緊張分數多於孩子的心理。
王玉珍幫ADHD多年，覺得病本身不是大問題，更大問題在家庭和環境。一些情況就算大人都會無所適從。「有個外國人，讓前妻和兒子上來，卻讓以前在他家做菲傭的未來太太同行。兒子說將來要做女孩，爸爸就罵他不知所謂。」
「我覺得專注力不足是最小的問題，最重要是家庭和身邊人。如果等到18歲才上來，基本上已經是爛船一隻，覺得人生是失敗的，結識的都是很差的同學。如果父母和孩子關係好還較易處理，要是關係不好，小孩的問題特別多。」
與家族上兩代有關
小病可以藥到病除，心病始終還須心藥醫。王玉珍很注重三代家族史，「這已經有科學研究的。證明前兩代未解決的問題，會遺留到第三代。遺傳基因沒有改變，但促進基因會因環境因素改變。如果，環境因素一路不解決，好的遺傳基因不會發揮，壞的基因卻會出來。」
因此，ADHD不是孩子個人問題，與家族上兩代有關。「我希望來見我的人，上兩代的問題都解決，否則我就要幫他們解開迷思。比如有位女士生不出小孩，收了一個養子，新抱卻讓孫兒割包皮，老人家怕影響生育，於是很憎新抱。不了解這些家族史，如何解開這個鎖？」
要是夫婦都有ADHD，是不是代表世界大戰？「ADHD個個不同，有的人屬於輕重不分，一味注重細節；有的卻很有創意，卻經常改變主意。如果他們在一起肯定吵架，因為前者不喜歡改變。」王玉珍談起夫妻相處，幻想起未來的理想世界。
「我估很多年後，人與人之間互相介紹，不再是問你哪裏鄉下，而是屬於哪種ADHD，把自己腦袋特質說出來，那樣夫婦間就會少很多誤會。我覺得這是理想的世界。」在學習上也用得上，有人文科好數學差，也是腦袋不同的結果。
她多年前在外國開會，就遇到理想的世界。「吃早餐時有位女士過來，第一句就說自己是阿氏保加症，我喜出望外，畢竟是發達國家。我可以馬上轉台，用她合適的頻道溝通，不講抽象的名詞，而是很實在的東西，我也不介意她得罪我，因她們就是直腸直肚。」
「我們不應假設個個人的腦袋都一樣，教育制度也應該從這個方向去做。可惜，我們的社會太落後了，現在的小孩已經進步很多，大人若還是故步自封，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他們會炒你魷魚，拒絕上學。」王玉珍到66歲還在想當初為何要讀書，後來終於明白了。
「上學的親身經歷是第一手知識，學校教的是二手知識，後者是別人的心得，很快忘得一乾二淨。好像學語言，你可以死記，但你要應用才能成為一手知識。所以，為何ADHD不聽父母勸？因他們覺得那是二手知識，對他們不重要，學校就是要讓他們親自去經歷。」
ADHD慘劇的新聞時有所聞，是因為家長和學校不了解。「記得女兒小時候去喝茶，她硬要吃那碟辣椒，我怎麼說她也不聽，於是我先叫人拿來一杯水，辣到她飛起，以後再也不敢吃。如果孩子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讓他們領教後果就行。」
香港教育制度非為ADHD而設，加上大部分家長為口奔馳，孩子往往成了犧牲品。王玉珍說：「我們在離開人世之前，不會後悔少賺1000萬，一般是後悔虧欠了誰，當人生來到終點時，人與人之間的東西才是重點。」大家是否開始懷疑自己也是ADHD？
王玉珍小檔案
職業：兒科醫生
學歷：佐治華盛頓大學醫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心理輔導碩士、香港大學社區精神醫學文憑
其他職銜：專注力促進會創辦人兼主席
撰文：吳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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