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建生博士離開大學職位後，十多年前開始在聖雅各福群會教授《快樂經濟學》，最初只想分享如何在金錢上健康而快樂，但在課程中滲進一個很小部分，就是如何簡單而有效地投資。
後來被一個課程推廣公司瞄上，逍遙投資學便萌生。幾年間，我和3千多位朋友分享這個自創投資體系。
後來逍遙投資學停辦了，而我最想持續分享的是富、貴、身、心、靈的整全健康理念，於是將舊學員及輾轉認識的朋友組成了福逸會，會員超過二千。 另外再創立《福逸創富學》，自己製造長俸現金流，支付自己的開支，實現富足人士。
創辦人的分享:
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曾在《信報》專欄中介紹一位辭世十年的故人故事，題目為「舒巷城當可傳世」（2009年4月10日）．究竟，舒巷城是何許人？
張五常在六十年前認識舒巷城，當時舒巷城二十八歲，是一位才子。他能文、能詩、能詞、能聯、能畫、能曲，又能唱。他是文學的師級人物，古、今、中、外皆有掌握。然而，舒君曾經對他說，在報章上發表一首新詩，稿酬換不到一碗魚蛋粉！
在一九八五年，舒巷城開始替張五常修改中語文章，而在舒君病發前三年，張五常強迫舒君接受稿酬，定期放進他的戶口，再授權讓他管理，用作舒君太太的養老金．
一個文化人最大的心願是甚麼呢?
舒太小心地保存着舒君的作品及文稿，一紙不棄。舒君謝世後不久，舒太到港大找張五常，說希望能動用稿酬戶口的錢來出版舒君的作品。張五常認為自己出錢印製容易，但擔心文藝創作在香港不容易賣出去，有誰樂意發行，又有哪家書店樂意陳列呢？在圈內，沒有人懷疑舒君作品的價值，但文藝創作的命運眾所周知。他拒絕了她．他不是太殘忍嗎？
不是．他必須另闢蹊徑．他開了一間出版社，讓舒太在那裡工作，他把自己的作品及稿酬協助，發行商要一起發行舒兄及他的書，連出版社的名字也是舒君的品味，在舒君深愛的詞中，第一句「東風夜放花千樹」的「花千樹」便被用上了．
結果，舒君的書在十年間出版了二十本。不管銷量如何，發行商每逢書展大事陳列，大學舉行研討，中央圖書館陳列過兩次，所有圖書館都收藏。張五常以安慰的口吻說：「今天看，舒巷城的作品將會傳世。」這是一個美麗的傳世故事．
張五常說：「人的一生不容易遇到一件可以做到的有意義的事。捐錢容易，幫助朋友也容易，但意義這回事，是要講機緣際遇的。」
福逸會是追尋意義的集體故事，需要很多的機緣及際遇配合．正如張五常的智慧所啟示，能夠真正傳世的必須另闢蹊徑．福逸會不接受捐錢，因為長貧難顧．沒有市場活動，福逸會不可能創造就業，更不可能賦予終身事業的穩定與遠景．
三十會有一位會員魏華星在《香港經濟日報》（2009年05月20日，「學奧巴馬推社企 重目標輕形式」，有關文章可參考（http://www.30sgroup.org/newspaper_ch.htm）介紹「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的最新發展．美國總統奧巴馬於5月5日宣布，將會在2010年財政年度，動議撥款5,000萬美元成立「社會創新基金」（Social Innovation Fund），以找出最創新及最富果效的慈善項目，並在全國推廣。負責推行的白宮社會創新及公民參與辦公室，會在全美國尋找項目，包含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基金會，甚至於企業或個人。
他說，世界上不少已發展地區，均發現社會面貌和社會問題日益複雜，到了一個傳統的社會福利策略不能再支撑的地步。慈善團體或非牟利機構舊有的解決方法，也同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戰，「社會企業」的概念應運而生。根據美國「社會企業聯盟」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社會企業是任何非牟利（Non-profit）、牟利（For-profit）或混合目標（Hybrid）之機構形式，以運用市場為主導的策略達到社會目標。
他又說，商業目標為本（Business-driven）的活動是現今世界的主流，社會目標為本（Socially-driven）的機構或服務一直未能提升到一個受各界熱切關注的地位。奧巴馬的「改變」也是香港需要的，但在談如何「改變」之前，我們更需要對創新與改變抱一份包容、開放的態度。
至於福逸會，會付諸行動印證牟利活動帶動社會意義的理念，也會以此形式將意義傳世。
另外,雖然我主催成立福逸會,但這不是一家個人化的機構. 魔童王維基寫過一篇令我刮目相看的文章, 我們應好好學習, 節錄如下:
公司從一家沒有甚麼資產發展到今天的規模，我以前是這樣想的︰沒有人會比我更明白這個機構應該怎樣運作；以前，基於許多歷史的考慮因素，令我們作下某些決定……我想我為這家公司過往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從歷史中學習，我卻怕的是，我的「年老、任性、過份自信」，會令我可能做出一些可怕的錯誤。
所以，我最後一步要做的是要控制自己，要自己活在制度之下。最困難的是，這個制度會因應不同的管理班底而改變，而我卻要一直活在這種不斷改變制度之下，受到新制度的約束。這對於我這班自以為「成功」的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
其實這是一個矛盾，大部份的創業家都是任性的，不喜歡活在制度之下和受到約束。今天，我就要自己學習活在制度之下，目的只有一個，是希望這機構的繁榮可以千秋百世的繼續下去。 (頭條日報 2009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