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物名冊兼顧生命價值之議 - 信報標準藥物名冊有兩種標準藥物，包括一千多種通用藥物及二百多種專用藥物，每種藥物（最高十六周）一律只收十元。醫管局看來無意處理民粹政治壓力，並無處理補貼比例的合理性，亦無意處理背後涉及的浪費現象（有估計藥物浪費比例達二至五成）。 引起爭議的是非標準藥物。公營醫生亦可能提供兩類非標準藥物，都是十分昂貴。一是「安全網」藥物，總共有四種，是具證實的療效，醫管局不予資助，合資格 的病人可向撒瑪利亞基金申請部分或全部補助。現在已有近三千七百病人接受補助。另一類是病人自費藥物，合共有六十九種藥物，一些是只有初步醫學療效證據， 額外效益輕微的藥物，另一些是生活方式藥物，除非找到個別扶助基金（如一些醫院的危重病童基金）外，所有費用需自付。 治療費用沒有保障 標準藥物名冊列出所有確實醫學療效證據的藥物，足夠公立醫生處方，而其他有輕微額外效益但十分昂貴的藥物便不再資助。因為藥物醫療需要是無限的，但資源 是有限的，尤其是末期癌症或輔助性質的抗癌藥，可能只能延長病人短期壽命，或額外增加幾個百分點療效，但涉及的卻可以是天文數字的藥物開支，醫管局決定不 予任何資助。這看來是理所當然，既然邊際療效不彰，若病人有經濟能力，公營醫生也可以提供，但要收取全費。 然而，這麽做會否產生後遺症，需要其他措施作出調和？ 在增加住院費及急症室收費建議中，低下層階級仍有安全網保障，但標準藥物名冊的建議卻可能觸動貧窮以至中產人士的神經。在眾多公共建設的環節中，香港人 不滿意房屋、教育，但卻十分滿意醫療服務。甚至有中產階級人士說，香港什麽都不好，但公共醫療保障大，令他們不移民離開，安心留港。 根據中大亞太研究所二○○一年民意調查顯示，近六成受訪者指出，晚年的主要醫療保障是倚賴公營醫療服務，而繳付高稅的中上階層人士亦倚賴公營醫療。他們 不介意付出較多稅款，部分是津貼低稅人士甚至不用納稅的低下階層。然而，他們憂慮的是，重病治療費用是可以遠超預算，傾家蕩產。因此，他們願意付出較多稅 款是期望換取一個保障，當自己的醫療準備也不敷應用時，可以有一個無形保護網。他們的稅款什麽都換不回來，只想有醫療保障。 這是否一個香港獨特的無形社會契約？標準藥物名冊是否改動了這份契約？處理不好，不安元素會滋生，正如一個社會的癌細胞，破壞社會的基石。 生命只有一次 面對生死，經濟效益的論述有時是不人道的。臨終關懷是無經濟效益的，德蘭修女對印度瀕死窮人付出的愛也沒有。救急扶危是不放棄一絲機會。對很多人來說， 藥物和一般商品是不同的，不同的商品可以交換，但生命是無價的，不少人不惜一切代價延續生命。一些輔助性的抗癌藥治癌效果不大，但卻可能令病人減低長期痛 苦，略略提高他們的生命素質。一個社會只有富人才有額外希望，公營部門不予一個微小的希望，會令病人及其家屬痛苦不堪，勢將抨擊當局，甚至提升至社會公義 層次。 無疑，很多病人都有「新藥及貴藥就是好藥」的錯誤觀念，但對病人及其家屬而言，生命只有一次，只有初步證據有療效的藥物也願意冒 險，換取一個康復的可能。現在的建議亦改變整個公共醫療系統生態。一些醫生投身公營醫療，是希望對病者不分貧富濟世為懷，亦處理更多奇難雜症，一顯所長。 但現時只有少數富裕的病者才可以處方新藥，他們的專業滿足感將會大為減低，不利保留優秀醫療人才 筆者建議，在標準藥物名冊背後精神不 變的前提下，政府或醫管局應該成立一個基金，藥商的捐助，當局作出一對一配對；一般市民或企業的捐助更是一對二的配對。這個基金是在有限資源之下，向有經 濟困難的申請人提供藥物補助，用作購買病人自費藥物（生活方式藥物除外）。這個基金當然無法滿足所有需要，由醫生、病人組織代表、社工等組成的委員會作出 審批。評核的準則可以從長計議，包括病者年齡、經濟能力、對家庭經濟及照顧的影響、甚至是對社會曾作出的貢獻等。購買了危疾保險或其他將來可作扣稅的醫療 保險亦可以列為優先準則，用以鼓勵市民盡早為自己的長遠醫療開支作出準備。 這個基金的成立是體現公共資源公平分配及善用的原則，亦兼顧生命價值及素質的重視，創新藥物亦有在公營醫療體系發展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