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儒家命題 - 招職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最近訪問中國，更到山東曲阜參觀孔廟。他說，兒時便在學校學論語，而孔子思想在2500年後仍然有活力，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而現在在日本，也有一股論語熱在悄悄地興起。1988年諾貝爾獎得獎者雲集巴黎時曾建議 ，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應該回到2500年前，從孔子那裡尋找智慧。不少人認為，東亞經濟騰飛，香港、韓國、新加坡、台灣以至日本都是儒家文化創造的奇跡。
一些學者提出了「後儒家命題」(Post-Confucian Thesis). 這個命題認為，東亞的人們一直在一種習慣上稱為儒家的價值體系薰陶下成長，這種價值觀為他們提供了極有益於經濟發展的思想和工作倫理。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1994年在孔子誕辰慶祝會上說：「在我管理新加坡的經歷中，特別是從1959年到1969年的這幾年，使我相信，如果大部分新加坡人沒有儒學精神，我們很難克服我們的困難和挫折。」

內地作家張宏杰「哈韓」撰寫的《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曾在內地掀起爭議。作者認為，南韓長期閉關自守，六零年代才開始急速現代化的過程，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反彈最強勁。南韓的成功有三大因素，其中之一便是儒家傳統，例如仁義、敬業、細緻、認真。

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樂三年前在廣州藝博院演講時亦談及「韓流」啟示錄。他說，韓國的儒學某些方面比中國保留和發展得好。韓國一直是儒學的崇拜者，採用了孔子的合而不同，摒棄了西方文化的個人至上、金錢萬能、人情淡薄的取向，而大力倡導儒家的敬業、樂群的精神，創造家庭和諧穩定、道德風氣良好的社會。

事實上，我們不應盲目推動一個學說，應該找出它的強項，剔除弱點，繼往開來。

例如香港華商企業文化中便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有好有壞：中央集權、獨裁領導、集體主義、家族經營和辛勤工作等。儒家學說非常著重家長式文化，例如經濟文化研究學者劉澤生便認為，香港家族企業的管理文化是在中國儒商文化的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在企業管理上強調等級觀念，當員工向上服從時，企業東主向下便以仁慈予以回報．也就是說，在企業管理架構上強調下級聽從上級。中國儒商文化又講求企業員工的團結，因此在企業內部人事關係上強調員工團結互讓，氣氛和諧。

即使是推祟亞洲價值的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也承認儒家對經濟發展有缺點：「儒家思想是有一些弱點的。中國歷史上，每當政府積弱，儒家思想便會導致任人唯親偏袒徇私的情形。體察到這個問題，我（新加坡）便設立了一個公開、透明的系統加以制衡，監察、凸顯、制定這些偏差。不幸的是，有些蓬勃發展的國家卻炮製出『亂倫的系統』（Incestuous System），以至有些大集團擁有的銀行，不經正常的審核程序，便借錢給集團內的單位。」

因此，不當地運用儒學，對華商管理文化及職場的影響可以有弊端，需要我們去蕪存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