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成立敬老SRI基金 - 信報第二階段削減長者及傷殘人士的基本綜援金成為侯任立法會議員下馬威的政治議題。 這是一個兩難問題。政府削減長者及傷殘人士 的綜援金百分之五點四，為庫房省了三億六千萬元（然而，政府沒清楚說明這是今個財政年度，即還剩半年的節省數字，還是每年節省的數字），但卻苦了水深火熱 的貧苦市民，應該如何權衡呢？通脹看似重臨，弱勢社群的綜援金被削減，部分老人家孤苦伶仃，在百物騰貴的香港生活艱苦。然而，不少年老領綜援卻是濫用個 案，例如筆者便認識一位退休了的政府部門助理署長，安排其父親獨居公屋，領取綜援。困苦及濫用個案並存之下，花費行政開支（例如訂定合格準則）作出分辨卻 又可能得不償失，真的是動輒得咎。 根據一項本地學術研究，在二○○○年，香港有百分之四十五長者，主要的「養老收入」來自子女或親戚，有百分之四十五長者主要靠綜援維生，可見，退休保障在香港殖民地時代「應做卻不做」，埋下禍根。 根據今年七月香港統計月刊的數據，綜援個案中，百分之六十四是長者、殘疾及健康欠佳人士。在綜援資格的定義下，六十歲以上便有資格成為年老個案，並非採 用一般人口政策上的六十五歲為分水嶺。在去年底總共有十四萬七千宗年老綜援個案，佔所有綜援個案逾一半。而香港六十歲人口中，有百分之十七點三領取年老綜 援，這個比例比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九點三大幅上升。若根據統計處的《香港人口推算》，在二○三三年，六十歲以上人口將有二百八十四萬五千。即使領取年老綜 援的比例仍然維持百分之十七點三，仍有近五十萬年老綜援個案，即是現在三倍以上的規模。另一方面，總撫養比率（即十五歲以下及六十五歲以上人口與每千名十 五至六十四歲人口的比率）由二○○三年的三百七十八上升至二○三三年的五百九十八，香港公共財政如果跟隨部分社會福行界人士所鼓吹「量出為入」的話，對公 共財政構成的嚴重壓力可見一斑。
人口老化必然結果
二○○三年，年老綜援個案比一 九九四增加一點一倍，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八點六，一般人解釋是因香港人口年老化的必然結果，無需驚訝，真正令人震驚的是，永久性殘疾及健康欠佳的個案幾乎 同步上升，在二○○三年底分別有超過一萬五千及二萬二千宗，比九四年多出零點九七倍及一點○四倍。若三者關聯性能夠確立的話，政府在長者及傷殘人士的綜援 支出，在三十年後應該同步上升二倍以上。 要解決這問題，筆者認為應該採納新思維，推行「敬老ＳＲＩ基金」。這個方案雖然不是靈丹妙 藥，將綜援負擔問題一下子解決，但卻可以一方面舒緩財赤困擾，另一方面亦可以提高香港企業管治水平以至香港金融中心的競爭力。ＳＲＩ就是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即「社會責任投資」。ＳＲＩ基金往往被譯作社會責任基金、善盡基金、道德基金或良心基金。外國方興未艾的ＳＲＩ基金就是採納 ＣＳＲ，即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作為投資準則的基金。一般而言，ＣＳＲ準則禁止投資在從事煙草、酒精、色情、賭博、軍備、核能的企業。篩選後，基金經理會 再考慮個別公司對環境及社會的影響，如產品安全、環境保障管理、集團內的關聯交易、會計準則、對小股東的保障、管理層的承諾、甚至人權及平等機會等等，因 此會剔除剝削勞工、破壞環境、漠視人權、濫用動物做測試及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的企業。
ＣＳＲ民心所趨
而ＣＳＲ正是民心所趨，例如在一九九八年，英國人中百分之二十八認為作出購買決定時，出產有關產品的企業是否負上社會責任是重要的，到二○○二年，有關 比例升至百分之四十四。在九十年代初，社會責任投資開始在市場出現。美國採用ＳＲＩ理念的基金在九十年代後期急速增加，《美國社會投資論 壇》（Social Investment Forum）一份報告指出，ＳＲＩ基金在一九九五至二○○三年期間增長了百分之二百三十，而整體基金則增長百分之一百七十四。在二○○二年，ＳＲＩ基金資 產總值有二萬三千億美元，佔美國基金總資產值達百分之十三。英國亦有超過五十個ＳＲＩ基金，所管理的總資產平均每年增長近五成。日本在二○○○年開始創立 第一隻ＳＲＩ基金，之後亦顯明ＳＲＩ基金反應熱烈，在年半內，有數萬名日本投資者，認購了數十億美元的ＳＲＩ基金。 歐美主要金融市 場都發展了有關ＳＲＩ的指數。一九九九年九月，道瓊斯推出ＤＪＳＧＩ（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Group Indexes〔道瓊斯永續指數〕），納斯特（ＮＡＳＤＡＱ）股票市場，於二○○二年初推出「社會指數」（Social Index）。英國方面，富時指數在二○○一年中設立富時社會責任指數（FTSE4Good Indices）。 ＳＲＩ投資並非只 追求理想，不談回報。Amy Domini是ＳＲＩ的先驅人物。她於九一年創立Domini Social Investments，選擇了四百家符合ＳＲＩ理念的公司。Domini股票基金歷年來的平均回報率，與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差不多。而納入富時美國社會責 任指數（FTSE4Good US Index）中的美國上市銀行，一九九五年至二○○二年股本回報率（ＲＯＥ，即return on equity）為百分之十五點九到百分之十七點八，比不納入這個指數的上市銀行所達到的百分之十四點八到百分之十三點五好。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與德國 慕尼黑的社會與環境研究機構Oekom Research聯合研究ＣＳＲ及股價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一九九九年至二○○三年，ＣＳＲ評分較高的企業，股價表現較好，股價升幅比評分較差的企業多 百分之二十三。 ＳＲＩ是減低投資風險的方法。例如煙草公司面對癌症病人的巨額索償，誠信差的企業隱藏賬目醜聞的投資風險，各國政府 都加強環境保護立法令企業面對污染開支急升甚至被迫倒閉危機，不負社會責任的企業盈利並不穩定，容易受法律訴訟、政府政策及消費者杯葛的影響。因此ＳＲＩ 的嚴謹條件正是確保企業能夠有永續穩定收入的苦口良藥。在英隆（Enron）假賬醜聞之後，資金流向ＳＲＩ基金更是大勢所趨。 國際著名的高盛證券前主席約翰懷赫特曾有一席話：「不要想像慈善捐獻要在天堂才得到的回報。你能夠立即獲得回報，因為一家有社會責任的企業能夠吸引更好的僱員，當股價能夠有更高的估值，還有諸多好處跟著來。」 《人民日報市場版》（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曾報道一位ＳＲＩ基金經理的遭遇。日本的日興生態基金經理瑞枝築紫最初不受上市公司的禮遇。大多數公司不 願回答他們的問題，但當基金在一九九九年八月啟動後六個月，接受到超過二十億美元的認購之後，這些公司紛紛「變臉」，環保意識突然間高漲，更有上市公司主 動與他們聯絡，將最新出版的環境報告給他們看。
有助企業提高信用
事實上，ＳＲＩ 不只是曲高和寡的做法，更是將來國際金融市場的必需條件。例如全球最大超級市場集團沃爾瑪（Wal-Mart）因銷售香煙，曾被一家著名的ＳＲＩ股票基金 剔除出投資之列。擁有逾一千五百億美元資產的全球最大退休基金「加州公務員退休計劃」（Calpers），在二○○二年初宣布「社會責任投資」準則。由於 菲律賓、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四個東南亞國家不符合這些新投資標準，Calpers決定出售所持有的這些國家的所有資產，總值二至四億美元。 貸款也是如是。由於不盡社會責任的企業比符合ＣＳＲ的企業有更大的信用危險，不符合ＣＳＲ的企業會面對較差的信貸條件，甚至不獲貸款。例如西歐主要工業 國家在一九九九年發展出所謂生態貸款（Eco-loans），銀行以較優厚的條件貸款給對環境保護的計劃案，對環境或社會帶來傷害的計劃，甚至拒絕貸款。 在二○○二年，由來自七個國家的十家大型銀行，將生態貸款的觀念延伸，協議執行赤道法則（Equator Principles），保證不為危及社會環境的商業活動融資。 製造業也面對同一情況，一九九七年十月，全球通用的企業社會責任標 準認證計劃SA8000正式面世。廠家如鐘錶業需要符合工作時間、有否僱用童工，以及廠房環境等準則，才可發出認證。SA8000對員工的培訓、工時、薪 酬健康與安全、工作環境等問題提出了最低要求，體現人權、健康、安全、機會平等等ＣＳＲ價值。部分香港多家廠商已經接到美方要求產品達到SA8000標準 的通知。而內地亦出現陰謀論，美國將以SA8000標準，作為中國商品出口的新貿易壁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