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特首下的官商生態 - 信報

　　回歸後，香港政治穩定性的國際評價表現差劣，在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的二○○四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政策方向的穩定性在十分中只得三點三七分，排行全球尾九。而政治不穩定的風險也只得六點七一 分，只列全球三十五。

　　特首董建華以病為由辭任的報道甚囂塵上。政治不穩定的問題更形惡化，更深遠的問題不是特首人選，而是政治生態的變動，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官商關係。

　 　新特首大熱門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去年中在香港總商會發表演講，提及官商關係的問題。他指出，政府有需要聽到商界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意見，但卻面對市 民對官商勾結或商界吃政治「免費午餐」的印象，言下之意是動輒得咎。要處理這個問題，重點究竟是由商界進行範式改變，還是政府重回殖民地時代的模式呢？

　 　另一位盛傳有力問鼎新特首的商界人士吳光正在一年前撰文表示：「對任何一個擁有特別行政區或殖民地的主權國來說，從策略性角度出發，必然自覺地採取權力 均衡、互相制衡的管治模式，以阻止任何一個本地有組織的政治勢力坐大，這就是實權政治。這世界並無免費政治午餐。」他所指的實權政治狀況是，兩大政黨民建 聯和民主黨擁有大多數直選選票，而它倆都不是中產政黨，而是基層政黨。他認為，「不少人一直過分高估商界那少數政治代表權及其在選舉問題上的影響力。」

商人官僚體系

　　一直以來，商界在政治決策過程中已經預了一份，甚至多份。無論如何，重商文化滲進政治制度內，亦成了主流社會的最高價值，民間更有政商一體、官僚與大亨「共治」的印象，甚至有批評香港是無需官商勾結的「金權政治」。

　 　微妙的是，這是無需中下層官商勾結亦可以重視商界利益的機制。重大政策定下後，經濟資源的分配由市場機制決定，而商業決策亦可說是完全由私營部門自行作 出。銀行發鈔也根據商業原則行事，和大部分國家印製鈔票是政治性決定非常不同。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更強調，對整體貨幣市場沒有多大影響的十元或以下的紙 幣才由政府發行。

　　研究香港競爭力的港大恩萊特教授便說：「這種在香港清晰劃分的（官商）關係，在亞洲地區是相當獨特，也是舉世罕 見。……它是很多比較優勢的根源，它促進了一個富於活力的經濟體系，培育了香港的企業文化，限制了官商勾結。」（恩萊特等一九九七，《香港優勢》，二八 頁）。無怪乎當被問及最喜歡香港的地方時，香港台灣工商協會會長羅安琪坦率地說，「香港是一個公平的社會，沒有台灣的『黑金政治』」（《東方日報》二○○ 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在管治不順的情勢下，特區政府在二○○二年七月開始實行局長問責制，亦在公務員體系外引進商界及專業人士出任局長， 港官亦因此變得商人化，有學者形容為「商人官僚體系」，是一個只有香港才有的特殊官僚群體。失去中立形象的問責局長，不能擔任平衡與仲裁的角色，官商勾結 之嫌疑更重，部分財團更投訴官員處事不公。市民眼中，現在官商又勾結又勾心。　　九七前，港督是文官，第一任特首是商人，而傳聞大熱門的新特首曾蔭權受青 睞的原因卻是沒有商人背景。中央政府對香港官商關係明顯是不滿的，面臨大變革。九七前，處理商界關注的最核心機制在於行政局，保證最重要的政策不在民意衝 擊下作出決定，利益作出分配。回歸後，行政會議再沒有最重要的企業代表，這會否改弦易轍呢？高官問責制將官員商人化，保留還是調整呢？

商界須加快範式轉變

　 　一直以來商界透過委任及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為重要法例通過或否決把關。但委任制終結，功能組別會被取消，立法會始終會全面直選。商界失去政治決策的 「特權」，而弱勢政府處處屈於民粹政客之下，政府患了官商勾結過敏症，從「親商」轉為「親民」，商界必定要加快進行範式改變。　　曾蔭權在香港總商會演說 中便建議，商界應加強培育和支持政黨及政治人才，成立或支持研究機構或智囊，協助研究政策和公開表達政見，以更有組織和透明的方式參與政治和進行游說。商 界必須接受新的政治遊戲規則，才能確保自身的經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