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企業應探索日本商機 - 信報

　　筆者在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信報》的「辭官還是趕科場？｜外資駐港地區統籌中心調查的啟示」一文已經舉證，在二○○○年中（截至六月一日 止）至二○○一年中期間，在港的日本地區辦事處少了六十二家；又有起碼二十六家在一九八一年或以前已經在香港開業地區總部撤走，相信其中不少是日本企業。 在香港的日本亞洲地區總部及辦事處總數二○○二年中有六百三十家，比一年前少了六十三家，這亦是一九九八年以來首次下跌，但一年間急劇減小了一成的日本大 企業，香港對日本企業的中介作用愈來愈減少在當時已經顯出端倪。

　　前任日本駐港總領事橫田淳提出港日關係發展的一個重大障礙就是日 語。他引述一些日本廠商表示，在上海聘請能操日語的管理人才比香港容易；事實上，他不滿日語沒有列入中學會考課程，令日語只被一家中學列為課程，香港人在 日本大學取得的學位也不獲承認。香港人沒有著意發展中日之間的中介角色，在言語及文化上，香港都沒有多大作用，日本企業直接遷入內地自然順理成章。

歷史性因素妨礙發展

　　然而，橫田淳也很坦率地指出日本企業的擔心。日本企業對中國的營商環境「非常」不滿意，因為內地缺乏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法律制度及規則條例透明度不足，預測性低，更欠缺履行義務的意識觀念。筆者相信，還有一項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對日本人是有深層的憎惡。

　　在中國主辦亞洲盃期間，不少中國球迷把對日本侵華舊恨情緒牽進去，公然對日本隊及日本球迷表示敵意，以噓聲「迎接」日本球隊出場，日本國歌伴著噓聲中奏起；中日球隊決賽結束後，數百名內地球迷在體育場外罵髒話、擲瓶、焚日本國旗發洩不滿情緒。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二○○二年在全國二百多個縣市進行首次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中國人對日本感到「不親近」和「很不親近」的高達四成多，「非常親切」和 「親切」只有半成；更令人驚訝的是，香港「戰地記者」張翠容曾與一位內地老人家談到在伊拉克被擄的日本人質事件，她認識其中一位女人質，很善良，在伊拉克 做一些很有意義的工作，但那位內地老人家只聽到「日本人」三個字，便說：「伊拉克恐怖分子為什麼放走日本人質？把他們砍頭便是了。」這在在說明中國民間瀰 漫一股強烈反日的民族主義情緒。

日商早作兩手準備

　　任何一宗事端都會成為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的導火線，也是日商在內地的最大政治風險。即使在內地營運有低成本的優勢，有必要把愈來愈多的工序及營運遷入內地，以保持在業內的競爭力，日商仍然要有第二手準備。

　 　日商應該和港人合作淡化「日資」色彩，或者僱用港人及內地人作中層甚至高層管理，或者在港設立總部。二○○三年十月，香港日本人商工會議所向會員進行的 一項調查發現，有三成半受訪者表示將把部分生產工序移往內地，更有百分之二將遷離，百分之五正考慮遷離。雖然如此，仍有六成半認為香港營運總部是重要及必 需的，較前年增加七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在日本政府未有深切悔疚侵華行為的背景下，日本企業一方面將把工序及營運遷入內地，另一方面更體會到把總部設在香 港的重要性。

　　然而，面對亞洲最大的經濟體系，香港政府及企業理應多加探索商機，配合內地發展策略，擔負起中介及其他角色。

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