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封咪」與香港新聞自由排名 - 信報

　　兩位商業電台「名嘴」鄭經翰及黃毓民在兩星期內相繼「封咪」；「接 咪」的一位主持前行政局首席議員李鵬飛猶如接了燙手山芋，也火速宣布離任；在香港電台時事烽煙節目的主持人吳志森亦遭調職。鄭經翰對封咪的解釋是因為感到 言論自由受到窒息，又有朋友轉軚而無心戀戰。黃毓民覺得身心俱疲，又向部分立法會議員及傳媒傳短訊，說：「喪鐘為你我而敲，被迫做逃兵，情非得已。」吳志 森就說，政治環境令他「膊頭好重」，連與家人返內地過關時都膽怯。

　　他們被認為是港人「出氣口」，他們的「咪高峰」「高封」會否令港 人屈氣難洩？名嘴封咪事件不單是港人之事，更竟然成為國際傳媒關注的題材，美國《洛杉磯時報》、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及澳洲《時代報》都有篇幅作出報道 或評論，頓時令人感到香港言論空間窒息的白色恐怖。

 

資訊需要媒介傳遞

 

　　一些人以為 新聞及資訊自由是政治事物，我們應該響應特首所呼籲，不要再在政治事務糾纏及浪費時間，應重新著力經濟建設。這個觀點是忽略了資訊自由對香港長遠發展的重 要性。正如九倉集團的「掌舵人」吳光正，在二○○二年二月以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的身份說過：「透明度與新聞自由保障了一個公平交易的遊戲規則，……沒有一 個金融中心是沒有新聞自由。」而新聞自由不是一個制度而已，「資訊流動不是存在於真空中的，而是需要一些媒介、中間人或者代理人來傳遞資訊。」（羅金義、 李劍明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二○○四年，xxxii頁）

　　香港美國商會二○○二年度主席詹康信在就職儀式上列舉香港四大營商優點，其中一點就是有充分的新聞自由。他認為在香港，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傳媒表達他們的任何觀點，而且對政府的意見貶多於褒。

　　沙士危機顯示香港的新聞和資訊流通自由是對外資極重要的定心丸。因此，很多人認為，回歸之後，香港在國際社會上仍然享有新聞自由的聲譽。究竟在國際社會上，香港新聞自由有何評價？有什麼勢頭？

　 　「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組織在二○○二年十月開始公布全球新聞自由排名表，當年香港在全球一百三十九個國家和地區排名第十八。短短一年後，在全球一百六十六個國 家和地區，香港排名跌了三十八位，跌至五十六，令港人稍稍安心一點的是，競爭死敵新加坡只排名一百四十四。

　　而總部設在紐約的民主組 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今年四月底發表的全球性調查報告顯示，生活在新聞自由國家的人口比例，在過去兩年下降百分之五。該組織根據出版、廣播和互聯網自由度，將一 百九十三個國家及地方的新聞自由劃分為自由、部分自由及不自由三個級別，香港人現在活在什麼級別呢？答案是不知道，unclassified。

 

「自由之家」除名

 

　　在回歸前，在百多個國家及地區中，香港在九三至九六年間「自由之家」調查中排行第三十，到九七年跌至第四十一，回歸後竟然被排除於調查之列。缺乏國際眼界的特區政府看來是不聞不問，外人看來，「一國兩制」會否變成空談？

　 　除了國際組織的排名之外，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價是愈來愈低。例如，美國國務院在《二○○○年度香港報告》仍然強調香港傳媒享有自由，可批評中國領導人。不 過，報告當時已指出一些不妙的苗頭。他們指出，當時的廣播處長張敏儀，在香港電台節目播放台灣駐港代表鄭安國的「兩國論」不久後，被調職日本，因而質疑這 次調職是否政治性，與及是否因北京指示而行。

　　到二○○二年三月，美國國務院在《全球人權年報》轉為提出關注香港的新聞自由。報告提 到董建華公開批評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低趣味」，又指香港傳媒對有關中央政府的敏感議題進行自我審查。例如《南華早報》前中國版編輯林和立離職後，《南 華早報》雖然繼續報道中國的內部政治新聞，但篇幅明顯減少。

　　外國記者協會前主席Thomas Crampton在去年沙士事件完結後指出，內地一直缺乏新聞和資訊自由，而香港有高度新聞自由，以及大量有關內地資料和消息，因此香港一直扮演中國「傳 聞」中心的角色。亦因為如此，許多外國傳媒機構才將亞洲或大中華總部設在香港。若這個角色不再存在的話，估計會有更多外國傳媒把總部搬到北京、上海，直接 在當地收集「傳聞」，或遷往成本較低但亦有一定自由度的廣州、深圳，以至泰國。

　　另外，政見不同的香港傳媒，長期以來遭受被拒出席或 不被通知記者招待會，甚至斷絕廣告供應等的壓力，處於競爭劣勢，出版事業打入內地市場更是天方夜譚。在這個內外交困的宏觀環境下，香港傳媒難以健康發展， 大部分不做健康訊息中介人，在碩果僅存的個別例外，紛紛做了病態訊息「扯皮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