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企業總部留港非重點 - 明報

企業的營運部門，默默耕耘，處理最專業、最複雜的事項，沒法遷去成本較低的地方，融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此，香港要成為世界都會，最重要的不是單單爭取跨國企業來港設區域總部，而是全力提高管理、會計、法律、廣告及金融等服務質素，令跨國企業不論將總部設在中國哪一處地方，仍然要到香港選用這些服務。

特首似乎對《財富》及《經濟學人》對香港的評價很不服氣，並指出現時3 , 200多家跨國企業選擇香港作亞洲地區總部的「成績」，又指地區總部的數目在三、四年間增長三分一。特首認為，文章作者應該向這些公司詢問，為何願意「真金白銀」投資在香港。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都用跨國企業以香港為亞洲地區總部的數目，衡量香港的都會經濟發展。他們彷佛認為，愈多跨國企業來港設地區總部，距離亞洲紐約的目標愈近。這是正確路向嗎？

80 年代紐約完了？

「報喜」的傳媒報道從來也很難得到注意。英國《金融時報》在5 月4 日發表一篇專題文章，港府似乎也不太留意。

文章雖題為「香港為信心危機發愁」，但內文卻滲透著樂觀筆觸。作者認為，中國入世後，已經在內地遍設工廠的香港中小型廠商將最受惠，而上海雖發展蓬勃，但 法治未完善及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外商在合約上沒有足夠保障，投資獲利後不易兌換回本國貨幣，香港在制度上優勢仍在。文中有一個著墨不多的論點是：在 80 年代初，所有人都認定紐約已經無希望，但事實上人們的觀感是錯的。

70 年代末及 80 年代初，輿論幾乎一致認為紐約已經「完了」。當時，紐約在不足十年間損失超過 80 萬個職位， 1977 年時只有 300萬人就業。對比香港最新失業人數超過 24 萬及總就業人數 320萬，可見當時紐約的問題是何等嚴重。

事實上，由 1950 年到 1980 年，紐約製造業損失了 50 萬個職位。不單如此，企業總部大量遷走， 1917 年， 500家最大型的製造業企業中，有 150家以紐約為總部，到 1976 年只有 84 家， 1986 年更跌至 53 家。政府面對嚴重的財政赤字危機，在 75 至 76 年宣布進入危機。唯一正面的只是服務業的增長，然而研究都會經濟的學者多數都認為，令紐約走出危機的正是生產性的服務業。香港要走紐約的發展路向，我們也 應有心理準備，面對他們曾經經歷的成長痛楚。

地區總部遷走香港完了？

我們將目光由過去轉移至未來。試想，如果有一天內地成功將金融、法律及會計制度和國際併軌，跨國企業會將地區總部設在什麼地方？要貼近中國內銷市場，你會 設在內地；要貼近內地政經人脈，你必定選擇上海；要貼近製造業生產動力來源，你可能會選未來的中國「矽谷」（那會是上海、深圳還是……）。

目前，跨國企業地區總部數目的上升，只能反映內地市場的吸引力，並非反映香港的吸引力。跨國企業地區總部數目的趨勢，長遠而言，始終會反映內地和香港經濟制度差距的收窄。有一天，兩地制度的收窄會令跨國企業將地區總部由香港遷走。

那麼，那一天是香港沒落的開始？不是！

事實上，在紐約及倫敦大都會發展最急速的 90 年代，他們的企業總部是在流失的。在世界 500家最大跨國企業中， 1984 年有 59 家將總部定在紐約， 37 家定在倫敦，到 1999 年分別只有 25 家及 29 家。雖然如此，企業總部的遷走毋損世界都會的地位。

總部流失營運部門仍在

總部雖然流失，服務這些「流失」客戶的服務性企業及僱員卻不減反加，最主要的原因是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已經變更了。一家企業有兩個重心，一個是總部，處理 決策，另一個是營運部門，執行決策。總部的選址涉及很多考慮，例如生意機會的掌握、企業形象等，但營運部門就不同，他們默默耕耘，處理最專業、最複雜的事 項，沒法遷去成本較低的地方，融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此，香港要成為世界都會，最重要的不是單單爭取跨國企業來港設區域總部，而是全力提高管理、會計、法律、廣告及金融等服務質素，令跨國企業不論將總部設 在中國哪一處地方，仍然要到香港選用這些服務。這些關鍵性行業發展得好，在十數年後，即使跨國企業總部撤走，香港的地位不論是中國的紐約或芝加哥，香港人 仍然可以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