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雙向流動符合香港利益 - 信報

　　策略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及生活質素委員會十二月初開會，討論本港貧富懸殊及社會流動問題。有委員認為，本港和紐約及其他大都會不同的是，競爭力 較低的人會遷移至其他農業州份，尋找適合他們的工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指出，政府會研究如何為低下階層提供誘因，鼓勵他們到內地尋找發展機會。

　 　在二○○六年第二季，全港有二百三十一萬多住戶中，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入息，有百分之八點七，即二十萬戶住戶每月入息低於四千元．香港新華社（二○○ 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發出新聞電訊，引述廣東省民政廳負責人的說法，一個有自理能力的香港長者，如果是以綜援金入住香港公立養老院，所有綜援金（時為二千八 百港元），將悉數交給養老院。在內地同等質素的老人院，收費為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元人民幣。

　　這批基層住戶承受香港沉重的物價壓力，但在珠三角地區卻大為寬裕．然而制約着他們北上正是太好的香港社會福利及公共服務。

中港生活條件逐漸拉近

　 　長遠而言，內地經濟、政治及社會狀況不斷提升，生活環境和條件不斷提高，不斷追近甚至超越香港的水平，再加上物價水平的差異，只要內地政經及社會發展依 舊，任何本港政策只會減慢，但不會逆轉這個趨勢．既然香港融入內地經濟體系是大勢所趨，為何抗拒雙向流動的人口政策方向呢？

　　第一，討論 人口政策時往往和公共財政問題掛鈎起來，不少論者更着眼如何削減公共財政開支，有論者建議將部分人口外移，以節省數以百億計的公帑：「（一九九九至二 ○○○年度）約有一百八十二億元是花在綜援及公共福利金計劃上，受惠人數超過九十萬。這批弱勢社群同時亦享受房屋及醫療等社會補貼，開支估計為一百四十一 億元。……假如將這社群的一部分移居飛地（enclave）上，港府起碼可節省百分之三十的費用，每年節省金額可達一百億元之巨。」（《信報》二○○二年 八月三日，「珠三角建香港飛地芻議」）。

　　前立法會議員朱幼麟也指出：「香港就像一間大公司，公司內真正工作的人不多，但有一大批退休人士需要照顧，揹着這個大包袱，我們怎樣與國際市場競爭呢？」（《信報》二○○五年八月十八日，「『調節』人口政策」）。

提供選擇避免政治攻訐

　 　這種政策的演繹非常容易引起民粹政治家的攻訐。根據民粹政治的「長勝」策略，凡是削減開支便是卸下扶助弱勢社群的責任，將弱勢社群視為社會負擔便是非人 性化剝削民眾。避免這個政治攻訐，有關協助人口雙向流動的政策應該提供更多選擇，公共財政的資源也沒有削減。當然，長遠而言，愈多人口北上，消耗公帑的增 加速度理應放慢。

　　港大社工學系周永新教授根據扶貧委員會二○○五年十一月的文件推算，在二○○四年底，收入在綜援支付金額水平以下的市 民總共有一百一十萬人，領取與不領取綜援的生活貧窮市民比例只是一半半。（《信報》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窮人數目與財政預算」）。政治正確的政策焦點 應該是令其中五十五萬綜援戶獲得更多選擇的可能，也協助五十五萬非綜援的貧戶獲得更好生活的可能。

　　第二，來自中國人的深層文化結構。前 太古集團主席何禮泰在二○○四年為中文大學ＥＭＢＡ論壇主講，題目為《新時代的領導》。他在演講中提及太古在內地發展時，在管理方面最大的難題。絕大部分 人想不到的是：很難游說中國的畢業生離開自己的城市。結果，他們很難建立一支可以在中國隨處流動的核心管理團隊，亦因此減慢了在內地的本地化過程（《信 報》二○○四年七月十日，「太古何禮泰的中國經驗和香港情」）。

拋棄「夜郎自大」心態

　　究竟是不是？在文化上，中國人作為創業東主流徙海外已是司空見慣，但其他階層（包括管理階層）的中國人卻不願離鄉背井？然而，很明顯地，香港人不應移民內地是脫離現實，亦不應把細小的香港塑造成「現代夜郎」。

　 　第三，追求社會平等之下，不喜歡任何政策有優化及精英化的文化傾向．正如中國人對安排老人家入住老人院被視為棄如敝屣一樣，消除港人北上障礙也會遭受同 一抨擊。因此，必需強調雙向流動政策取向是製造可能性，重點是移去不必要的障礙，賦予選擇能力（empower），而不是勉強、棄置或強迫，也不是威迫利 誘。

　　這些選擇背後是根據經濟條件作出，人口因而根據供求而自由流動，促進雙向流動最終是為了符合香港長遠經濟發展的資源分配格局，讓自由市場發揮作用．政策的出發點必需是維持「一國兩制」框架不變，切實保障《基本法》賦予港人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

　　總結來說，促進人口雙向流動的政策不着意在短期內削減福利開支，而是確保福利制度的可持續性．政策也是「軟性的」，賦予港人更大選擇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