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基建的疑惑 - 信報新特首曾蔭權較早前表示，在未來兩年內，將會集中做好政治基建，更說：「新政府必須務實……只能用兩年時間，為重建香港成功的品牌，重新立穩根基。」 他所說的政治基建只加不減，全盤接收原有的管治班底。不過，政治是一個生態系統，加入新事物便會改變。在一個湖內，保持原有動物不變，只是加多一些鱷魚，這湖還會穩定嗎？ 曾蔭權提出擴大策略發展委員會的職能時表示，「以往政府閉門想好一個方案，去到地區、立法會就被人『砌餐懵』。」他又構思，即將制定的人口政策便可先諮 詢策略發展委員會，經多次與決策部門「上上落落」後，達致「建立和諧，以民為本，市民受益」的目的後，政府才拍板。但社會學家及政治學家對現在的政治基建 構思廣泛地存疑，為何不用集思廣益便火速上馬呢？ 政策必須有持續性 根據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的二○○四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以下簡稱《年報》），港府政策的持續性只有很低評價，只有三點三七分，排行全球尾九，比排第一 的新加坡足足少了五分。在現在的政治現實下，政策持續性的必需條件是獲得政界、學界及市民的認同，才不會因政治人物的更替而隨意改變。推而廣之，政治基建 的建立應該經過更多的考證，共識形成後才推行，確保兩年後不會再次出現「推倒重來」的情況。 根據二○○三年《年報》，政府內部對於政策 方向的共識方面，香港只得四點三一分，在全球經濟體系排行三十二，比新加坡的八點二二分相差極遠。另外，政府的決定能夠有效地被執行的評分，香港在二○○ 三年有四點四四四分，到二○○四年再跌至只得三點六一分，只列第三十六，比排第一的新加坡八點七分相形見絀。很明顯，曾蔭權所致力處理的問題是有客觀基礎 的。 不過，《年報》還反映國際投資者關心的其他政治基建問題。在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制度對當時經濟挑戰的適應度排行世界第八，政府政 策對經濟變動的適應力有五點八一分，排第十一。到二○○三年及二○○四年，後者的評分相繼跌至四點四零九及三點九二分，再次只得到名列前茅的新加坡一半左 右的評分。過去一年，香港經濟復甦，自由行及ＣＥＰＡ令市面再次出現繁盛，但國際間對港府的政策評價卻每下愈況，這是否涉及政治基建問題？香港應否採納無 為而治的不干預政策？還是，在這個不求變便喪失競爭力以致坐以待斃的經濟十字路口，政府應該有積極的角色？ 曾蔭權在發表政綱時說，改組 行政會議，加入更多非官守議員是，令政府決策更能收集思廣益之效，更能獲社會各界和立法會的支持，此舉是加強行政會議的職能，是一項最重要的政治基建構 想。行會職能真的是加強了，還是反而弱化了？曾蔭權其後說，無意去製造行政會議凌駕於十一個問責局長之上，而是兩隊不同的人加強合作。很明顯，在他眼中， 這是兩股政治力量。用權術的角度看，他可以居中調動，防止一方獨大。 若兩隊人馬各不相讓，權力如何配置呢？曾蔭權的回應很清楚，問 責局長要與特首達成共識後，就可推翻行會決定。這解決了最終權力的問題，也為行政會議定了位。並不是說，問責官員有最終權力，最終權力根本一直在行政長官 手上，曾蔭權的回答顯示着，他所選擇的團隊始終是在問責局長。憲制上，行會並不是決策機關，只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事實上，要達到「強政勵治」 的目標，臂指相使的效果，問責局長組成內閣才有可能提高行政效率。而政圈中，對行會看為最高決策核心，並向「內閣」及執政聯盟發展的憧憬應告破滅。 在董建華年代的行政會議，問責官員佔大多數，主要政黨翹楚擔任非官方成員，卻着力將行政會議推向執政聯盟，要求分享權力，出任問責局長。他們在立法會被 視為保皇黨，但在行會卻是反對黨。他們受選票取向掣肘，對政府政策保持距離以免負起政治錯失的責任，也沒有履行為政府護航及箍票的角色。看來，曾蔭權認為 政黨政治發展仍不成熟，透過改組行會，將這種局面終止或凍結。 權宜之計改組行會？ 行會的改組究竟引入什麽人當非官守成員 呢？有評論認為是不同黨派代表，形成決策共識；也有人認為是復辟港英的精英管治。更深層的是，港人對商人或政客治港都有所保留，政府在市民眼中的威權無從 建立，政府施政的心魔就是官、民、學、商界抨擊的恐懼。更何況，傳統政務官嚮往舊日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議政能力，認為當日商界精英的意見精警，政務官出席 行政局會議都戰戰兢兢。吸納商界行政（非老闆）及專業精英是否重溫舊夢？這是一個過渡安排，還是長治久安的良方？ 行會的改組側面反映香 港泛政治化的源由。九七後，「行政主導」不再，威權旁落，行政與立法機關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的制度本質上也不易穩定，政界、商界、市民都因而蠢動，結果亦 形成香港社會的嚴重內耗。各界力量的爭逐轉化在立法會爭議上，政府無法確保政府法案有穩定的支持。行會不再朝執政聯盟發展的話，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如何理 順呢？在這方面的政治基建，曾蔭權並沒有透露太多思維。還是運用權術及分發利益來換取支持？若是如此，政治基建豈非建於浮沙之上？ 集體負責制名存實亡 另一方面，假若曾蔭權是放棄（起碼是暫時性）利用行會去爭取立法會不同黨派支持政府法案，又既然行會的角色只是「協助」決策機構，行會的決定可以不執行 的話，集體負責制已經名存實亡，倒不如予以取消，名正言順地強化立法及行政關係。如果無需負上政治責任及遵守保密制，泛民主派以至民主黨又怎有理據拒絕加 入，不肯協助執政不是向市民表明只願做凡事反對、只求民粹利益的政客？ 再加上曾蔭權所提出，政策局拋出政策方案前，先交由策略發展委員 會討論，醞釀成熟後才在諮詢委員會、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討論，由多個方案篩剩最後方案交行會拍板。期間策發會既然可以不用保密及集體負責，方案一般來說已經 「通天」，勉強說要保密的應該只涉及討論的過程，行會討論的最後方案又何須保密呢？ 在九七年的《年報》，香港政府的政策透明度有六點三九分，全球第六，回歸後反而每下愈況，二○○三年只有五點三八分，去年更跌至四點九四分。香港政府愈來愈不透明，和政府不必要地將決策及政策過分保密有關？ 新特首提出的構思是將精英吸納入體制內議政，是以行政吸納政治方式消弭反對政府力量？但港府政策素質就是依靠業餘精英義工式參與來確保？為何不提升政策的研究及科學水平？香港真的不需要經過詳細考證的「百年大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