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長今》與港韓電視劇產業 - 信報韓風凜冽，《大長今》橫掃亞洲，本港也全城哄動。《大長今》不單風靡亞洲華人，亦在泰國、越南、日本等地熱播，甚至登陸美國、埃及等地。《大長今》所象徵的是南韓文化產業的國際化。 《大長今》的成功在於各方面都細心鋪排，主角的勤勞、善良、聰慧、擇善固執性格令人討好，醫藥、飲食、服飾及禮儀令情節豐富，選角、佈景、道具、場景、 配樂都精挑細選。《大長今》更要做到老幼咸宜，導演李秉勳說，他拍這齣劇最主要是給青少年看，把韓國傳統價值觀傳遞給他們。為適應他們的口味，《大長今》 劇情發展緊湊些，對白節奏快些，畫面多些色彩，配樂也是年輕人較喜愛的。它的成功絕不是偶然的，是精心設計的結果。 《大長今》可說是一 齣知識型的電視劇，無線的外購劇買手形容它為資訊型戲劇。事實上，南韓人對「醫女」制度根本不甚了了，關於大長今的歷史記載據說也只出現過十五次，故事不 詳。為了創作《大長今》，編劇金榮眩看過上百本書本及典籍，瀏覽不少網站，歷史考證及風俗研究輕率不得。連續八個月，每星期七天不停研究、思考及寫作，最 後完成二千多頁劇本。和博士論文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其知識型取向可見一斑。 在南韓，這不是偶見的。導演李秉勳每次製作電視劇集都花上兩年時間，其中一年半是事前準備功夫，如搜集歷史資料、考究有關學問等。他們深信，劇集內容紮實、精緻，還是虛浮、粗疏，觀眾眼睛是雪亮的。相反，在香港，電視劇的歷史感薄弱，文化背景更是全然不顧。 另外，劇組開拍時，南韓編劇一般只會寫好三分一的劇本，之後會公布這些劇本的前部分，會在座談會和觀眾交流，亦會放到網上，吸納觀眾意見再改進。《愛上女主播》最後兩集便有三個版本，最後由觀眾投票來決定。 南韓注重「劇本」 南韓劇本是戲劇之本，但香港卻不是如此。香港編劇有時甚至可有可無，待遇微薄，前景黯淡。如何扭轉呢？南韓在文化產業上運用獎勵措施來推動人才發展，港府應否效法，設立獎勵，每年為最出色的編劇及不同製作人員頒獎，予以獎勵，起碼可以為他們打打氣呢？ 事實上，這是南韓培養人才的其中一環。南韓政府在二○○○年至二○○五年間，總共投入二千多億韓圜（約十幾億港元）培養綜合型文化產業的人才，重點培養 電影、漫畫、遊戲、廣播等產業的高級人才。另外，南韓亦針對文化藝術家和文化產業工作者少相往還的問題，加強兩者交流及合作，提升文化產業藝術水平。而香 港在文化藝術培養不少人才，但文化藝術沒有產業化，而文化產業課程卻不多，香港的大學是否應該設立文化產業系呢？ 建設知識經濟強國 然而，單靠人才也不一定可以令一個產業成功。認真創作不是製作人員一廂情願便可以達成，始終不能脫離市場定律。事實上，南韓文化產業的戰略是，利用國內 市場收回製作成本，在海外市場贏取巨利。南韓的國策便是建設成為二十一世紀文化大國及知識經濟強國，又訂定目標，在二○○五前把南韓在國際文化產業市場佔 有率由百分之一增加到百分之五，打入世界五大文化產業國家之列。 南韓電影在二○○三年向五十六個國家出口了一百六十四部電影，總值逾三千萬美元。在二○○三年，南韓平均每部電影出口價格約為一百五十萬港元，比二○○二年上升七成多。 由於定睛於龐大的國際市場，規模便可增大，有經濟效益的基礎下，製作認真才變得可持續。香港的六百多萬的本土市場是不足夠的，因此，對香港電視劇產業起 關鍵性的促進作用的是，和珠三角融為一個經濟及文化體系。即使只和深圳在文化市場上成為一體，「本土市場」也提升至一千二百萬人的規模，精細製作便有更大 的可能。但無論如何，製作人的創作眼界必定要國際化，文化產業才可有所作為。 但發展文化產業，文化視野是不可或缺。可歎的是，《大長 今》這個知識型的文化產品卻在香港被簡化為「逆境自強」論述。若單是「搏殺」精神便可拿得人心，香港電視台無需外購劇集。劇中，長今努力不懈也曾不得要 領，奮鬥作為最高信念是曾被否定。長今在醫女考核時曾被內醫教授評為不合格。她以為教授對她有成見，努力服侍眾人以求獲得改觀，卻換來教授的一句冷言。她 最終領悟到，她的自以為是，過份自信，原來是上乘醫道的大忌，自大造成盲點，孕育誤診，盲目努力並不是對症下藥。劇中引入的正是「自己是會錯的」的知識論 觀點。 不單《大長今》劇集是知識型，連主角的角色也是知識型的。她好奇，好學，好實驗，好嘗試，令她創造出不凡成就。然而，在電視劇最 後一幕，她為病危的孕婦開刀成功，連番說：「我都說可以的嗎，為何說不行呢？」最後換來丈夫的慨歎：「她不是屬於這個時代的。」這一句結語是一個前端研究 者的普遍慨嘆，這是為《大長今》定調，訴說研究精神往往不容於世。 沒有知識、智慧做基礎，知識型文化產業是沒法拓展的。但香港人心靈卻離之甚遠，甚至可說是反智的。 最近在一個民間智庫的內部路向研討中，一名成員提出，這個智庫只要做好幾個迫切的社會議題如醫療融資等便足夠，其他可以不理。連智庫也不策勵自己高瞻遠矚，也不先天下之憂而憂，不求智，也不儲備管治方略，一般人又會如何？ 香港的大學一時是象牙塔，一時卻為名利場，教授們都無暇關注本地需要，貢獻所長，提升香港施政及文明水平，因為他們要放眼國際化的主流學術論述。一位學 者這樣說：「過去的十年，在美國頂級學報出版文章被弄成香港各大學的旗幟，是議論教授們成敗得失的最重要指標。大學動用獎勵制度，聲勢浩大，鋪天蓋地的把 長官意願加諸各學者身上，令學術研究喪失本性，變成權利和利益的交換品，成為滿足當權者虛榮心的工具。」（《信報》二○○四年七月二日，「一個邊緣學者的 感受」） 香港文化病入膏肓 在商界眼中，研究是市場推廣的一部分，研究經費就是支持自己經濟利益的論據搜索費。在政客眼中，進行客觀政策研究是自討沒趣，和選民利益相反的取向是（選）票房毒藥。在大眾眼中，研究沒有知識內涵，只是問卷調查，搜集民意。 在過分實用的導向下，港人眼中很多知識都是「無用」的，不屑一顧。辯論其實是「吹水」，分析是煩瑣，認真思考太沉重，對什麽什麽主義都敬而遠之。打下紮實基礎是只懂辛勞的愚牛，不能即食即賺的知識只是多餘。 病入膏肓的香港文化，能夠推動知識型的文化產業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