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沒有專家支持的政策 - 信報 16/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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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於 2006-11-16, 週四 05:58

工聯會接受最低工資的檢討縮短1年，被指責為出賣工人利益，工會及泛民主派人士將最低工資與社會良知掛上勾．而經濟學家對最低工資制卻大力反對，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在內地《江南時報》撰文說：「『最低工資』是我知道的、唯一的沒有任何經濟學者贊同的政策。經濟這門學問傻佬甚多，什麼發神經的政策也有行內君子支持，只是最低工資沒有。」（2006年9月14日，「有沒有必要實行最低工資制」）

最低工資的政爭反映深層的公共政策對立．支持最低工資的政界提出的理據，最基本的假設是──僱員缺乏議價能力，被僱主「剝削」，若政府不訂立最低工資法例，他們將繼續任由宰割．

在內地，很多學者贊成最低工資，因為他們有馬克思經濟觀．在資本家與勞動階層之間的僱傭關係是不平衡，僱員沒有討價還價的實力，所以，政府必須介入，保障僱員的利益。根據馬克思，任何僱傭關係都是「剝削」，最低工資應全面推行．這個看法不為傳統經濟學家接受，若真的如是，香港人到內地投資設廠，聘請廉價內地工人也是「剝削」？若真的是「剝削」而不進行改革開放，內地人民生活可以改善嗎？

最低工資制扭曲勞動力的供應，也強化不健康的社會意識．如果年輕的非技術工人可獲得本應不值的「最低工資」，他們得到的訊息是社會會照顧他們，不需自我增值．結果，他們失去自我增值的動力，強化倚賴社會的意識．

對經濟惡果，經濟學家說之甚詳，包括低技術工人及弱勢社群反被淘汰，扭曲人力資源市場訊息等，在此不重覆．事實上，最低工資推動者同意香港企業一直有生產北移的趨勢，因此只將最低工資立法的範圍局限在不易外移的工種如保安及清潔．這是否便可行？

當然不行．在珠江三角洲甚至更遠，有數以千萬計的廉價勞工希望隨時來港，實施部分工種最低工資制後，那些工種的工資不再反映實質需求，即使那些工種不能北移，但當工資比真正具經濟效益的工資低時，會否鼓勵更多內地人來港找低技術工作？

有多少內地人可以來港？終審庭2001年裁定莊豐源案勝訴，父母均不是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內地夫婦，若在香港產子，小孩子（俗稱「國產嬰」）同樣可以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去年父母均非港人卻來港產子個案達8,837人！最低工資長遠來說，會吸引這批低技術的潛在人口湧港．

還需要配合來看的是香港福利制度．福利制度很多時扮演一個最低工資的社會角色．例如，在香港，三人家庭可領綜援8千多元，四人家庭可領約1萬元，那麼，收入不夠的可以申請低收入綜援，令收入與綜援總數追至上述水平．更嚴重的是，若不是因為自力更新的觀念，單用「收入」去作決定，低於這些水平的工作人口甚至情願脫離勞動市場，坐享社會福利．

領取綜援福利的個案有近30萬，涉及近55萬名市民，也就是說，扣除外籍家庭傭工，接近12個港人中便有一人受惠於綜援福利．受惠於公屋福利的住戶更普及，2006年第2季，有71萬住戶居住在公共租住房屋，即公屋，佔全港住戶31%，位於世界前列水平．而2006年4月開始，以四人住戶為例，入息低於14,600元以及資產少於356,000元的四人住戶有資格申請入住公屋．房署估計符合申請公屋的住戶有12.65萬戶。

基層住戶承受香港沉重的失業及物價壓力，但在珠三角地區卻大為寬裕．然而制約著他們北上正是太好的香港社會福利及公共服務．公屋、福利提供穩健的安全網，再加上醫療、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務及設施和內地的差距，低技術工作的港人，在港獲得良好的公共服務及福利，不願返回內地找尋更多及更合適的工作機會．香港的福利網一直具有變相津貼工資的效果．

人口政策專責小組2003年報告書提出多項增加香港人口質與量的政策，其中提出的一個議題便是究跨界續領福利的問題．福利可攜化可令港人可以獲得香港的福利，嘗試到內地重建新生．然而，3年時間己過，沒有甚麼方案可供考慮，原因何在？

香港錯失日本商機? - 信報 7/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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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於 2004-09-07, 週二 15:33

匯豐銀行集團進軍日本消費信貸業務，近月連番受挫，繼收購當地最大消費信貸公司武富士（Takefuji）的股權失敗後，收購第四大消費金融公司Aplus的計劃亦不敵主要股東為德意志銀行及通用電氣（GE）的日本新生銀行。雖然如此，只要有志者事竟成，匯豐打入高達960億美元的日本消費金融市場還是指日可待的．

另外，電盈主席李澤楷接受日本傳媒訪問時透露，其私人公司盈拓將亞洲總部選在日本，並在東京擁有不少高質素物業，包括在98年以900億日圓（約63億港元）高價購入的東京火車站前的四季酒店，又曾在去年夥拍其他財團私人購入日本電訊4%股權，九個月轉手賣出，賺了約4億港元。在訪問中的核心訊息是，他一直參與日本市場，現正積極探索日本金融、通訊及地產業的商機．

事實上，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三年前推行結構性經濟改革，其中一項是撤銷管制規定，部分國企計劃私營化，又推出吸引外資的「投資日本」計劃（Invest Japan），期望在5年後直接投資的數額可以倍增．一直強調自給自足，自我封鎖的日本闖出重要的第一步．

    香港企業一直在國際市場東征西討，但對日本市場的成績始終是「交白卷」，是否突破在即呢？另一方面，配合1999年落實的「走出去」（進軍海外）戰略，中國企業進軍日本已經開始了勢頭．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上海代表處於去年12月在上海市首度召開了促進中國企業進軍日本的交流會。根據中國貿促會駐日本代表處的資料，截至2003年8月，中國企業在海外設立了7千2百多家公司，100餘家在日本落戶。2001年上海電器集團收購日本秋山印刷公司，開創以併購獲取關鍵技術的對日投資模式；2003年三九集團和CFS集團收購日本著名藥品製造公司東亞制藥（富山縣），利用日方擁有的生產許可證，生產三九品牌醫藥保健品，同時在中日兩國銷售。

另外日本政府不再視中國為單純生產基地．在過去數年，中國與日本的整體貿易額超越了美國，中國的經濟發展令日本的貿易重心由歐美轉到亞洲國家．而日本企業打算設立分銷網絡打入內地市場，因此期望香港企業成為商業夥伴，提供協助．香港政府及企業是否忽略了日本商機？

前任日本駐港總領事橫田淳去年在一個午餐會的演辭，罕見地以嚴肅及認真的措詞說出日本企業對香港的期待：「雖然我侃侃而談了好一會，希望不算是說得太多，而且，我所說的都是經過思考的！」

    港府知道日本的立場嗎？日方看來是不太滿意，他說：「我深信日本和香港的政府高層之間，應該進行更多高層次和深入的會議．有趣的是，自從我履新，至今不足1年，已先後接待了兩次總理到訪，還有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外務大臣和兩位前任總理，雖然有那麼多大人物造訪，但每次都行色匆匆，因此對促進我們的工作關係並沒有太大幫助．」他又說：「我們想進一步促進日港關係，那麼我們就要想清楚自己所說的話，並且要言出必行．」

「言出必行」的日本人，深思之後，究竟對香港有甚麼期盼？

很多人看到日港關係在97年後的倒退，又看到中國內地的快速發展，我們和英語國家又有傳統緊密聯繫，日本又出現長期經濟不景的困境，於是政界及商界有意無意間將日本剔除出用心發展關係的名單之外．

來港履新近半年的日本駐香港總領事北村隆則在港言論不多，最近卻到訪廣州、深圳及東莞三個日商會，發表和以往不同的評論．他不再強調香港對日商拓展內地業務的中介角色，反而指出日商不再經香港而直接到廣東投資的趨勢．

筆者在2002年11月18日《信報》的「辭官還是趕科場？ – 外資駐港地區統籌中心調查的啟示」一文已經舉證，在2000年中(截至六月一日止)至2001年中期間，在港的日本地區辦事處少了62家．另外又有起碼26家在1981年或以前已經在香港開業地區總部撤走，相信其中不少是日本企業．在香港的日本亞洲地區總部及辦事處總數2002年中有630家，比一年前少了63家．這是98年以來首次下跌，但一年間急劇減少了一成日本大企業．香港對日本企業的中介作用愈來愈減少在當時已經顯出端倪．

橫田淳提出港日關係發展的一個重大障礙就是日語．他引述一些日本廠商表示，在上海聘請能操日本語的管理人才比香港容易。事實上，他不滿日語沒有列入為中學會考課程，令日語只被一家中學列為課程．香港人在日本大學取得的學位也不獲承認．香港人沒有著意發展中日之間的中介角色，在言語及文化上，香港都沒有多大作用，日本企業直接遷入內地自然理所當然．

然而，橫田淳也很坦率，指出日本企業的擔心．他說，日本企業對中國的營商環境「非常」不滿意，因為大陸缺乏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法律制度及規則條例透明度不足，預測性低，更欠缺履行義務的意識觀念．筆者相信，還有一項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對日本人是有深層的憎惡．

在中國主辦的亞洲杯期間，不少中國球迷把對日本侵華舊恨情緒牽進去，公然對日本隊及日本球迷表示敵意，以噓聲「迎接」日本球隊出場，日本國歌伴著噓聲中奏起．中日球隊決賽結束後，數百名內地球迷在體育場外罵髒話、擲瓶、焚日本國旗發洩不滿情緒。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2002年在全國2百多個縣市進行首次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對日本感到「不親近」和「很不親近」的高達四成幾，「非常親切」和「親切」只有半成。更驚訝的是，香港「戰地記者」張翠容曾與一位內地老人家談到在伊拉克被擄的日本人質事件．張翠容認識其中一位女人質，很善良，在伊拉克做一些很有意義的工作，但那位內地老人家只聽到「日本人」三個字，便說：「伊拉克恐怖分子為甚麼放走日本人質？把他們砍頭便是了。」在在顯明中國民間瀰漫一股強烈反日的民族主義情緒．

    任何一宗事端都會成為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的導火線，也是日商在內地的最大政治風險．即使在內地營運有低成本的優勢，有必要將愈來愈多的工序及營運遷入內地，以保持在業內的競爭力，日商一旦看清楚，仍然要有第二手準備．日商應該和港人合作淡化日本色彩，或者僱用港人及內地人作中層甚至高層管理，或者在港設立總部．2003年10月，香港日本人商工會議所向會員進行的一份調查發現，有3成半受訪者表示會將部分生產工序移往中國內地，更有2%會遷離，5%正考慮遷離．雖然如此，仍有六成半認為香港營運總部是重要及必需的，較前年增加七個百分點．可見，在日本政府未有深切悔疚侵華行為的背景下，日本企業一方面會將工序及營運遷入內地，另一方面更體會到將總部設在香港的重要性．然而，面對亞洲最大的經濟體系，香港政府及企業理應多加探索商機，配合內地發展策略，擔負起中介及其他角色．

香港錯失日本商機? - 信報 7/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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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於 2004-09-07, 週二 15:33

匯豐銀行集團進軍日本消費信貸業務，近月連番受挫，繼收購當地最大消費信貸公司武富士（Takefuji）的股權失敗後，收購第四大消費金融公司Aplus的計劃亦不敵主要股東為德意志銀行及通用電氣（GE）的日本新生銀行。雖然如此，只要有志者事竟成，匯豐打入高達960億美元的日本消費金融市場還是指日可待的．

另外，電盈主席李澤楷接受日本傳媒訪問時透露，其私人公司盈拓將亞洲總部選在日本，並在東京擁有不少高質素物業，包括在98年以900億日圓（約63億港元）高價購入的東京火車站前的四季酒店，又曾在去年夥拍其他財團私人購入日本電訊4%股權，九個月轉手賣出，賺了約4億港元。在訪問中的核心訊息是，他一直參與日本市場，現正積極探索日本金融、通訊及地產業的商機．

事實上，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三年前推行結構性經濟改革，其中一項是撤銷管制規定，部分國企計劃私營化，又推出吸引外資的「投資日本」計劃（Invest Japan），期望在5年後直接投資的數額可以倍增．一直強調自給自足，自我封鎖的日本闖出重要的第一步．

    香港企業一直在國際市場東征西討，但對日本市場的成績始終是「交白卷」，是否突破在即呢？另一方面，配合1999年落實的「走出去」（進軍海外）戰略，中國企業進軍日本已經開始了勢頭．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上海代表處於去年12月在上海市首度召開了促進中國企業進軍日本的交流會。根據中國貿促會駐日本代表處的資料，截至2003年8月，中國企業在海外設立了7千2百多家公司，100餘家在日本落戶。2001年上海電器集團收購日本秋山印刷公司，開創以併購獲取關鍵技術的對日投資模式；2003年三九集團和CFS集團收購日本著名藥品製造公司東亞制藥（富山縣），利用日方擁有的生產許可證，生產三九品牌醫藥保健品，同時在中日兩國銷售。

另外日本政府不再視中國為單純生產基地．在過去數年，中國與日本的整體貿易額超越了美國，中國的經濟發展令日本的貿易重心由歐美轉到亞洲國家．而日本企業打算設立分銷網絡打入內地市場，因此期望香港企業成為商業夥伴，提供協助．香港政府及企業是否忽略了日本商機？

前任日本駐港總領事橫田淳去年在一個午餐會的演辭，罕見地以嚴肅及認真的措詞說出日本企業對香港的期待：「雖然我侃侃而談了好一會，希望不算是說得太多，而且，我所說的都是經過思考的！」

    港府知道日本的立場嗎？日方看來是不太滿意，他說：「我深信日本和香港的政府高層之間，應該進行更多高層次和深入的會議．有趣的是，自從我履新，至今不足1年，已先後接待了兩次總理到訪，還有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外務大臣和兩位前任總理，雖然有那麼多大人物造訪，但每次都行色匆匆，因此對促進我們的工作關係並沒有太大幫助．」他又說：「我們想進一步促進日港關係，那麼我們就要想清楚自己所說的話，並且要言出必行．」

「言出必行」的日本人，深思之後，究竟對香港有甚麼期盼？

很多人看到日港關係在97年後的倒退，又看到中國內地的快速發展，我們和英語國家又有傳統緊密聯繫，日本又出現長期經濟不景的困境，於是政界及商界有意無意間將日本剔除出用心發展關係的名單之外．

來港履新近半年的日本駐香港總領事北村隆則在港言論不多，最近卻到訪廣州、深圳及東莞三個日商會，發表和以往不同的評論．他不再強調香港對日商拓展內地業務的中介角色，反而指出日商不再經香港而直接到廣東投資的趨勢．

筆者在2002年11月18日《信報》的「辭官還是趕科場？ – 外資駐港地區統籌中心調查的啟示」一文已經舉證，在2000年中(截至六月一日止)至2001年中期間，在港的日本地區辦事處少了62家．另外又有起碼26家在1981年或以前已經在香港開業地區總部撤走，相信其中不少是日本企業．在香港的日本亞洲地區總部及辦事處總數2002年中有630家，比一年前少了63家．這是98年以來首次下跌，但一年間急劇減少了一成日本大企業．香港對日本企業的中介作用愈來愈減少在當時已經顯出端倪．

橫田淳提出港日關係發展的一個重大障礙就是日語．他引述一些日本廠商表示，在上海聘請能操日本語的管理人才比香港容易。事實上，他不滿日語沒有列入為中學會考課程，令日語只被一家中學列為課程．香港人在日本大學取得的學位也不獲承認．香港人沒有著意發展中日之間的中介角色，在言語及文化上，香港都沒有多大作用，日本企業直接遷入內地自然理所當然．

然而，橫田淳也很坦率，指出日本企業的擔心．他說，日本企業對中國的營商環境「非常」不滿意，因為大陸缺乏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法律制度及規則條例透明度不足，預測性低，更欠缺履行義務的意識觀念．筆者相信，還有一項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對日本人是有深層的憎惡．

在中國主辦的亞洲杯期間，不少中國球迷把對日本侵華舊恨情緒牽進去，公然對日本隊及日本球迷表示敵意，以噓聲「迎接」日本球隊出場，日本國歌伴著噓聲中奏起．中日球隊決賽結束後，數百名內地球迷在體育場外罵髒話、擲瓶、焚日本國旗發洩不滿情緒。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2002年在全國2百多個縣市進行首次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對日本感到「不親近」和「很不親近」的高達四成幾，「非常親切」和「親切」只有半成。更驚訝的是，香港「戰地記者」張翠容曾與一位內地老人家談到在伊拉克被擄的日本人質事件．張翠容認識其中一位女人質，很善良，在伊拉克做一些很有意義的工作，但那位內地老人家只聽到「日本人」三個字，便說：「伊拉克恐怖分子為甚麼放走日本人質？把他們砍頭便是了。」在在顯明中國民間瀰漫一股強烈反日的民族主義情緒．

    任何一宗事端都會成為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的導火線，也是日商在內地的最大政治風險．即使在內地營運有低成本的優勢，有必要將愈來愈多的工序及營運遷入內地，以保持在業內的競爭力，日商一旦看清楚，仍然要有第二手準備．日商應該和港人合作淡化日本色彩，或者僱用港人及內地人作中層甚至高層管理，或者在港設立總部．2003年10月，香港日本人商工會議所向會員進行的一份調查發現，有3成半受訪者表示會將部分生產工序移往中國內地，更有2%會遷離，5%正考慮遷離．雖然如此，仍有六成半認為香港營運總部是重要及必需的，較前年增加七個百分點．可見，在日本政府未有深切悔疚侵華行為的背景下，日本企業一方面會將工序及營運遷入內地，另一方面更體會到將總部設在香港的重要性．然而，面對亞洲最大的經濟體系，香港政府及企業理應多加探索商機，配合內地發展策略，擔負起中介及其他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