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之都，剎那光輝 - 信報
由《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主辦的「國際時裝及名牌商品會議」，過往三屆均在法國巴黎舉行，今屆首次移師香港．近三十個國際名牌的首腦聚首亞洲，可說空前，而《國際 先驅論壇報》更把香港中區描述為「遠東第五大道」。港人也自封香港為亞洲「名牌之都」。 「名牌之都」究竟為香港帶來多大的經濟收益？在二○○三年，遊客涉及的購物消費有三百一十五億元，不足香港生產總值百分之三。扣除名牌企業的盈利，香港得益更是微薄。 奢侈名牌究竟如何將香港定位？ Estee Lauder（雅詩蘭黛）因應內地市場，二月將亞太區總部從新加坡遷走，落腳點不選香港，逕自落戶上海；Louis Vuitton（路易威登）九月耗資二百五十萬美元舉行盛大的時尚派對，慶祝在上海恒隆廣場全球第三百三十二家專門店開幕．這家專門店是亞太地區最大規模 的。 半年前，Prada亞洲區第二大旗艦店在香港揭幕，是一般的兩層式設計，而去年開幕的日本東京青山的Prada Epicenter旗艦店卻是菱形玻璃建築的六層獨立大廈．無怪乎負責人形容香港為「中國市場的跳板」。香港旗艦店香港只是時尚產品的窗櫥、高級貨品臨時 銷貨場？ 七十歲意大利「時裝教父」設計大師Giorgio Armani年頭首次到中國主持首間旗艦店在上海外灘開張儀式之後說：「中國很大，可有三個大門。北京歷史久遠，亦有意保留着自己的傳統；上海變化很快， 雖然高樓大廈不停在建，似乎有意要在幾年內成為非常現代化的城市……香港的地方小，在中環，我看到很多菲律賓人坐在馬路旁。」他帶着貴族口吻的說法暗暗顯 示，長遠而言，香港只有次要地位。 中國奢侈品消費急升 奢侈名牌消費在香港會否細水長流呢？看來不會。 絕大部分世界頂級品牌已經在中國設有分店．有報章引述美林的研究報告指，中國高檔消費品銷售額在去年達七百零三億港元，佔全世界市場百分之十一的份額。中 國品牌戰略協會的研究也顯示，國際名牌的滲透率已經達到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高盛倫敦總部的分析師認為將在未來十年內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的奢侈品市場，並擁 有全球最大的客戶群．正如在倫敦的法國巴黎百富勤的分析報告指出，中國只是進入國際名牌消費初期。摩根士丹利分析師亦認為，當中國人均收入達到二千五百美 元之後，奢侈品消費將急劇上升。 中國加入世貿之後，關稅逐年降低，國際品牌在內地的售價也逐年下跌。《解放日報》訪問了負責上海商城沿 線商舖開發的俊思集團，負責人說，「以Gucci為例，三年前上海的價格要比香港貴百分之二十五，現在它的價格已經降低到約貴百分之十五左右。」（二○○ 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南京西路上演『國際品牌秀』」）《文匯報》上海新聞中心記者報道，「香港購物遊『繽紛冬日節』一枝獨秀的局面已被打破，為數不少的在上 海工作生活的港人已經留在上海購物。」（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狂購節穩固『頂級消費群』」）。不過，這還只是一個開始，《財富》雜誌提出，奢侈品經 營者要有五年虧損的準備，才會有所收成。香港化妝品連鎖專賣店莎莎將在三月登陸上海，進軍比香港大七倍的化妝品市場，預算用兩年多來達致收支平衡。在這個 耕耘期，香港便被視為「跳板」，但國際名牌踏在跳板數年後，會否過橋抽板？ 全力維持奢侈之都地位看不到遠景，但香港卻可能承受文化後遺 症。奢侈品是一種「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具有罕有、獨特、珍貴的吸引力。對於消費者，奢侈品本身的實效和質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人艷羡的目光，一種高貴身價的無形光 環。 奢侈品牌都善於製造自身的傳奇，例如一個錢包的製造過程便訂出一千個工序，營造與眾不同的「神話」，因此亦令奢侈品牌享有一個「神話溢價」，售價比成本高 出倍數計。為保留這個「神話溢價」，奢侈品牌不會遷移原產地，不會將工序遷移。Gucci前執行總裁曾說：「中國消費者永遠不會去買『中國製造』的 Gucci產品。」對他們來說，這行徑如同自殺。 矛盾的是，愈來愈多人擁有奢侈品，奢侈品「艷羡價值」卻愈來愈低。攀比風氣在人口稠密 的國際大都會流散，粗粗的金鍊繫上頸上只成粗枝大葉。以往，擁有奢侈品令他人另眼相看；將來，甚至是現在，卻變成俗不可耐。在黯淡中才可以有炫耀，但所有 人都閃爍時，沒有人能夠標榜。例如，有調查顯示，二十至三十歲的日本女性中，九成聲稱擁有至少一件路易威登的產品，有一半擁有路易威登的手袋。奢侈品也大 眾化，亦因此平民化。 真正富豪不一定用奢侈品牌，但大部分中產階級卻視之為「身份證明」。奢侈品不一定是揮霍，但卻和虛榮密不可分。消 費不單是實物上的經濟活動，更是虛榮上的文化活動。去一家餐廳用膳，不一定為了那裏的食物素質，也不一定是服務水平，很多時是當中的布置、氣氛及名氣，符 合還是違反自己心目中的身份。「品味」對一些人來說是美感體驗，但對另一些人卻是階級定位。奢侈虛浮之風自然孕育財大氣疏的暴發戶。 香港缺乏獨特旅遊景點 香港旅遊業的興旺在五至十年間仍然可以維持，但之後又如何？當香港殘留的國際魅力逐步消退，而內地城市逐一建成具競爭力的購物中心，香港還會有什麽旅遊 賣點呢？香港是否只是一個大商場，只能吸引「貪新鮮」的內地旅客？對其他國家的旅客是否逐步失去吸引力，出現旅遊市場過分單一化的問題？ 去年日本當局進行非正式的調查，了解日本人來香港旅遊的看法及趨勢，印證了上述的憂慮。日本人覺得香港缺乏獨一無二的景點及旅遊元素。 日本人到香港絕不是要求走馬看花。愈來愈日本人到香港離島、郊區遊覽及遠足。可惜，他們所喜歡的傳統建築很少能夠好好地保存下來。日本人很喜歡香港的夜 景，特別是聖誕節及新年期間更是燦爛。事實上，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選出了五十個人生必去的旅遊勝地，大部分是大自然景點及古代遺迹，現代大城市能夠入 選的，美國紐約是第一（第九位），而香港是第二（第二十二位）。香港的夜景舉世聞名。不過，較早前由內地出生的香港藝人黎明創作的「港產電影」《大城小 事》，影片中最浪漫的一幕是在上海夜景襯托下的燦爛煙花。夜景的璀璨可以是一剎那的，隨時可被超越。 可見，旅遊不只是人造景點多，貨品價廉物美以及服務員堆起笑容便可以成功，而是決定於文化、生活、生態、社會治安各方面的建設。 地鐵新路線有「利益輸送」之嫌？ - 信報
港島南區及西區人口只有四十三萬，估計到二○一六年也不會顯著增加。地鐵卻積極爭取興建西港島線和南港島線（以下簡稱西南線），耗資一百四十六至一百六十四億元。地鐵提出的建議涉及鐵路政策一個具爭議性的新猷與及一個不當的延續。 南區及西區人口不多，客量會否比西鐵更差呢？根據去年報章報道，一直以來，南區及西區的居民對外交通主要倚靠專利巴士，每天乘客量約為五十四萬人次，小巴和的士的乘客量不足十萬人次。地鐵預算能搶走四成客量，達三十至三十三萬人次。 當不少新界西北居民在西鐵落成後仍然選用專利巴士來往市區時，西南線能否獲得四成市場佔用率自然備受質疑。即使能夠達到這個客量，地鐵仍然認為：「單純 以地鐵公司的投資角度來評估，這項目（指西南線）是財務上不可行」（地鐵網頁）。仍然應「上馬」的理據是「基於這項目會帶來龐大的交通、經濟及社會效益， 為了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及更美好的未來，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是值得興建的。」界外利益達四百億元 以往，除了機場快線作為香港整體經濟發展的策略建設之外，大部分地鐵支線是在市民聚居形成強大公共交通需求後才落實。因此，當年不會因為開發及發展將軍澳而先興建將軍澳地鐵支線。 但地鐵卻為了西南線提出一個新政策取向。地鐵建設帶來的部分經濟利益不是自己能夠享受到，而是由他人所享受，即經濟學上的「界外利 益」（externality）。為地鐵公司撰寫的學術研究指出，有關的「界外利益」估計達四百億元，其中交通時間縮短令整體社會在四十年內獲得一百七十 九億元的時間值，期內交通意外支出減少六億元，醫療開支因路邊污染改善而減少三億元。此外，南港島線的海洋公園車站將配合海洋公園建設為「市中心樂園」， 並發展為旅遊樞紐，帶動淺水灣、赤柱及計劃中的香港仔漁人碼頭等景點的旅遊經濟活動。總括而言，地鐵公司提出，西南線應該興建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民眾的交通 需求，而是「發展」需求。 問題是，「發展」的目的是否足夠凌駕其他社群及團體的利益，令專利巴士及小巴等甘於為公眾利益而犧牲私利呢？ 筆者認為，政府在一個「人和」的社會中要顧及所有社群及團體的利益，對他們都應遵守一個無形的社會契約，包括：政府不會貿然推行強迫某一社群或團體犧牲經 濟利益的新政策；政府推行新政策必需提高公眾福祉及利益；有關公眾福祉及利益的提升是大部分公眾所認同；政府設法補償被犧牲的原利益社群或團體。 說回西南線，地鐵提出的「發展」需求，確立了向政府要求「注資」的立論基礎。所謂「注資」沒有換回更多地鐵公司的股權，也不是無息或低息貸款，而是無償撥款。地鐵公司要求政府一筆過提供項目成本一半的財務資助，即七十多億元。 在鐵路基建上，地鐵公司在過去投入約八百億元的資本。地鐵不單造價高，營運成本亦很高。香港地鐵行政總裁周松崗曾表示，單靠車費會入不敷支。事實上，鐵 路營運業務在○三年度虧損近十億元。虧損巨大的部分原因是沙士肆虐的打擊，但即使撇除這個效應，鐵路營運虧損一直龐大，例如○二年度就虧損四億元。 地產補貼造就神話 造就不需政府的常年補貼，更能產生盈利鐵路的香港神話，奧妙就在於地產補貼。（參《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香港地鐵的『利潤神 話』」）。地鐵公司○三年度來自物業發展的利潤五十四億元，預期未來三年入賬的物業發展收益仍有五十億元。不過，地鐵當時已經指出，巨額物業發展項目分紅 已經結束。地鐵公司爭取沙中線經營權敗於九鐵之後，目前地鐵尚未批出的住宅地皮，只有將軍澳的項目，估計提供二萬多個單位，由二○○七年起逐步推出。 如果「注資」不成，批出上蓋物業地皮看來是順理成章。傳媒報道，地鐵公司暗地裏建議在黃竹坑的車廠上蓋發展物業，地盤面積五萬平方呎，只抵銷十五億元政 府補貼額。（參《香港經濟日報》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及五月二十五日，《成報》二○○四年四月二日報道）而地鐵公司向南區區議會滙報時就說，估計位於海 怡半島附近的車廠上蓋可以發展。（《太陽報》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報道）。不過，有業內人士就估計可發展地皮還多的是。香港地產行政學會執委估計，在海 怡半島、黃竹坑、貝沙灣等西南線沿線，可建單位達三萬八千八百個。（《太陽報》二○○四年三月十二日）。無怪乎有陰謀論者認為，項莊舞劍，志在沛公，地鐵 公司真正在乎的是土地儲備。 最近引起公眾激辯的數碼港及西九龍文娛區計劃，政府建議的發展模式正是以物業發展所得補貼公共建設發展，長 久以來，地鐵便是以這個模式發展。最初地鐵靠舉債融資，票價收入只能還息，回本遙遙無期，其後港府把沿線「上蓋物業」的發展權「授予」地鐵。從此，地鐵物 業發展收益成為主要收入來源，更晉而成為全球罕見，能夠產生盈利的鐵路企業。 公共資產應要「公售」 然而，現在部分「上蓋 物業」離開車站十數分鐘的步程，車站及物業並非相連發展，將來會否繼續不經招標而將公共資源免費「授予」一家私人企業呢？更重要的是，當地鐵股權全屬政 府，是納稅人資產，執行政府的公共運輸政策，這種「授予」安排並不構成問題。但時移世易，地鐵已是上市的商業機構，政府和地鐵公司是「官」與「商」關係。 換一個角度看，「授予」安排其實是將涉及公共資產的「利益」由沒持有地鐵股份的納稅人「輸送」到沒有納稅的地鐵小股東手裏。西九龍文娛區及數碼港的爭議 不是顯示民情對公益及基建事業淪為地產項目的質疑嗎？公眾是否不喜「私授」，寧要「公售」呢？有關的「上蓋物業」為何不以正常批地程序（如拍賣或招標） 「售予」地產發展商，再將賣地收益支持鐵路發展？ 地鐵西南線計劃反映了運輸及更廣泛的公共政策問題，測試政府處理官商關係、社會公平及發展之間衝突的能力。 新特首下的官商生態 - 信報
回歸後，香港政治穩定性的國際評價表現差劣，在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的二○○四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政策方向的穩定性在十分中只得三點三七分，排行全球尾九。而政治不穩定的風險也只得六點七一 分，只列全球三十五。 特首董建華以病為由辭任的報道甚囂塵上。政治不穩定的問題更形惡化，更深遠的問題不是特首人選，而是政治生態的變動，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官商關係。 新特首大熱門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去年中在香港總商會發表演講，提及官商關係的問題。他指出，政府有需要聽到商界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意見，但卻面對市 民對官商勾結或商界吃政治「免費午餐」的印象，言下之意是動輒得咎。要處理這個問題，重點究竟是由商界進行範式改變，還是政府重回殖民地時代的模式呢？ 另一位盛傳有力問鼎新特首的商界人士吳光正在一年前撰文表示：「對任何一個擁有特別行政區或殖民地的主權國來說，從策略性角度出發，必然自覺地採取權力 均衡、互相制衡的管治模式，以阻止任何一個本地有組織的政治勢力坐大，這就是實權政治。這世界並無免費政治午餐。」他所指的實權政治狀況是，兩大政黨民建 聯和民主黨擁有大多數直選選票，而它倆都不是中產政黨，而是基層政黨。他認為，「不少人一直過分高估商界那少數政治代表權及其在選舉問題上的影響力。」 商人官僚體系 一直以來，商界在政治決策過程中已經預了一份，甚至多份。無論如何，重商文化滲進政治制度內，亦成了主流社會的最高價值，民間更有政商一體、官僚與大亨「共治」的印象，甚至有批評香港是無需官商勾結的「金權政治」。 微妙的是，這是無需中下層官商勾結亦可以重視商界利益的機制。重大政策定下後，經濟資源的分配由市場機制決定，而商業決策亦可說是完全由私營部門自行作 出。銀行發鈔也根據商業原則行事，和大部分國家印製鈔票是政治性決定非常不同。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更強調，對整體貨幣市場沒有多大影響的十元或以下的紙 幣才由政府發行。 研究香港競爭力的港大恩萊特教授便說：「這種在香港清晰劃分的（官商）關係，在亞洲地區是相當獨特，也是舉世罕 見。……它是很多比較優勢的根源，它促進了一個富於活力的經濟體系，培育了香港的企業文化，限制了官商勾結。」（恩萊特等一九九七，《香港優勢》，二八 頁）。無怪乎當被問及最喜歡香港的地方時，香港台灣工商協會會長羅安琪坦率地說，「香港是一個公平的社會，沒有台灣的『黑金政治』」（《東方日報》二○○ 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在管治不順的情勢下，特區政府在二○○二年七月開始實行局長問責制，亦在公務員體系外引進商界及專業人士出任局長， 港官亦因此變得商人化，有學者形容為「商人官僚體系」，是一個只有香港才有的特殊官僚群體。失去中立形象的問責局長，不能擔任平衡與仲裁的角色，官商勾結 之嫌疑更重，部分財團更投訴官員處事不公。市民眼中，現在官商又勾結又勾心。 九七前，港督是文官，第一任特首是商人，而傳聞大熱門的新特首曾蔭權受青 睞的原因卻是沒有商人背景。中央政府對香港官商關係明顯是不滿的，面臨大變革。九七前，處理商界關注的最核心機制在於行政局，保證最重要的政策不在民意衝 擊下作出決定，利益作出分配。回歸後，行政會議再沒有最重要的企業代表，這會否改弦易轍呢？高官問責制將官員商人化，保留還是調整呢？ 商界須加快範式轉變 一直以來商界透過委任及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為重要法例通過或否決把關。但委任制終結，功能組別會被取消，立法會始終會全面直選。商界失去政治決策的 「特權」，而弱勢政府處處屈於民粹政客之下，政府患了官商勾結過敏症，從「親商」轉為「親民」，商界必定要加快進行範式改變。 曾蔭權在香港總商會演說 中便建議，商界應加強培育和支持政黨及政治人才，成立或支持研究機構或智囊，協助研究政策和公開表達政見，以更有組織和透明的方式參與政治和進行游說。商 界必須接受新的政治遊戲規則，才能確保自身的經濟利益。 財政預算案的秘密目標 - 信報
財政司長唐英年原本預算○四至○五年度政府有四百二十六億元赤字，若扣除二百六十億元政府債券及五隧一橋債券的賬面「收入」，實質赤字高達七百八十億元。最近公布新一年的預算案時，去年度修訂預算轉為盈餘一百二十億元，一來一回，誤差超過五百億元！ 理想成績如何達致的呢？滅赤的動力有三個來源，而財爺是否已經掌握背後動力？更訂下秘而不宣的財務目標？ 第一個來源是傳媒突出報道的，就是比預期高兩倍的賣地收入，比預算多了兩百億元。財爺亦在新一年預算案中預計有三百多億元賣地收入。其後，政府經濟顧問 郭國全透露預算案中沒有公布的理財構想。他引述過去二十年的數據顯示，土地收入佔本地生產總值（ＧＤＰ）約百分之三，「預期」日後土地收入佔本地生產總值 會降至百分之二點四的水平，於是未來五個年度的賣地收入「預期」可以達到近一千七百億元。 郭國全又說，香港地價是經濟盛衰的反映，並不是港府所能控制，若經濟好轉地價自然上升。筆者對此不太同意，地價當然受經濟影響，但經濟狀況不是其唯一決定因素。事實上，政府絕對可以大量推出土地，即使經濟有多壯旺，地價一樣會下跌。 如果這個「預期」成真，真的落實這個構想，這可說是將賣樓收入經常化的政策。政府是否倚靠不穩定的地價收益，並將香港帶回高地價社會？我們經歷過樓市泡 沫，經濟表面風光，在虛浮之地上建起浮誇式繁榮，而公共財政靠高地價、高樓價支撐，理財紀律蕩然無存。八萬五建屋目標，再加上亞洲金融風暴，令港人不想重 蹈覆轍。 賣地收入不應與ＧＤＰ掛鈎 不過，這卻是杯弓蛇影。大家要看清楚的是香港經濟的定位，那就是受外圍經濟決定的中國 國際化都會經濟，土地始終是香港的稀有資源。作為跨國企業在亞洲的統籌中心、商業服務中心、亞洲金融中心以及大有前途的中國企業對外營商前哨站，香港的商 業用地及豪宅始終有價。七年經濟浩劫令官、商、學、民都深深認同，房地產資產價格必需平穩，不能再出現地價大崩塌。因此政府將賣地「經常化」的話，賣地收 入也沒必要看為非經常收入，可以視之為經常收入。 然而，政府的密策是將賣地收入和生產總值掛鈎，其經濟結果便是加深經濟循環的調整深 度。當一年經濟理想，土地有價，賣地數目便減少，土地供應更形不足，加劇房地產價格上升；另一年經濟衰退，若賣地收入達到生產總值百分之二點四水平，政府 賣出的土地便應該增加，於是土地供應過多問題惡化。在這個問題上，公共財政穩定和經濟穩定是互相衝突的。兩害取其輕，財政司長應該以經濟穩定發展為首要目 標。經濟好，土地應該賣多些；經濟差，土地應該惜售。經濟好時，賣地收入理想，政府應該有盈餘，以應付經濟差時賣地收入少所引致的財赤問題。賣地收入經常 化不應該鈎上生產總值，而應該掛鈎的是房地產價格。 第二個來源可從財爺公開宣稱的理財理念中找到。他認為滅赤的首要方法不是靠經濟增 長，也不是開源，而是節流。大眾應該讚賞公營部門削減開支的表現，開支較預期少一百六十四億元！其中經常性開支比預期減少七十六億元是非常驕人的成績，因 為削減經常性開支是長期性的，不若放棄或拖延一些基建項目便可以削減非經常性開支那麽容易。 唐英年說：「我認定『先節流』和控制政 府經營開支為我的首要工作。」看來，還有沒有說出來的目標—「超節流」。預算案公布的財政目標，是在○八至○九年度把政府經營開支減至二千億元，而即將過 去的○四至○五年度，財爺已經預計可以減至二千零一十二億元。政府經營開支看來會「自自然然地」超標，跌破二千億元。 另外一個「公布」 的目標是，將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百分之二十或以下。然而，根據預算案，兩年後，即○六至○七年度，有關比例已經達到百分之十九點二。財 爺更「預測」，到○九至一○年，比例下降至百分之十六。事實上，如果能夠達到這個「預測」，政府在經濟不景時大興土木以刺激經濟的空間便大增。 第三個來源是直接稅收入比預期理想，利得稅及薪俸稅總共多出一百四十多億元。然而，這個項目是十分不穩定的，在○三至○四年預算案前夕，整個社會挖空心 思，結果當年的財政司長梁錦松提出增加薪俸稅、利得稅等，開徵邊境建設稅、賭波稅等，每年只預算增加一百四十億元收入。其中利得稅率提高一點五個百分點， 只能預算每年增加三十五億元收入。這可側面反映直接稅對香港政府收入的貢獻根本比想像的少，其實是不足一半，間接稅及其他政府收入舉足輕重。然而，這些收 入和經濟好壞關係極密切，滅赤最可倚靠的還是節流。 平衡收支應以五年期 特區政府持守的收支平衡原則不應該放在某一年之上，而應該是一個五年期間。「新一屆」特首（並非「新的」特首）有五年任期，理應制訂平衡預算，並設定應變計劃（如出售政府資產）應付經濟意外情況。 經濟好時，財政應該有盈餘；經濟不景時，便應該權宜地制訂赤字預算，透過增加非經常性開支刺激經濟，即所謂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減輕衰退所帶來的經濟陣 痛。當經濟持續壯旺，公共財政理應錄得巨額盈餘，「好天收埋落雨柴」，到經濟不景氣時才不會做「守財奴」。在即將結束的財政年內，經濟增長超過百分之八， 不單未有可觀盈餘，反而有「實質」赤字，當然不是減低節流力度，開倉派米的時候。 然而，財爺受到政治壓力，最近承諾如果今年的經濟持續 有好的發展勢頭，明年的預算案會有較多的稅項寬減空間。筆者認為這個理財哲學並不審慎，財爺應該努力持守財政紀律。減稅與否的決定應該只着重於對經濟增長 有否裨益為權衡標準，無需變為杯水車薪的紓困措施、博取大眾掌聲的政治性「派糖」行徑。 年輕單身公屋變相「還富於民」 - 信報
最近房屋署傳出考慮不同方案，處理愈來愈多年輕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問題。在今年三月，公屋輪候冊有九萬一千多名申請戶，其中有三萬七千多是單身 人士，佔整體超過四成。在○四╱○五年度，新登記公屋申請人有三萬二千多人，約有一萬八千人是非單身人士，單身申請人達一萬四千多人。 房屋署容許滿十八歲的年輕人便可以以單身身份申請，二十五歲以下的申請人去年度增加至近三千人，而二十五至三十五歲的單身申請人在去年度亦有三千人。 年輕人申請易如反掌 這還只是冰山的一角。去年度，單身人士申請資格是月入不足六千六百元，資產少於十七萬元，本年度則維持為六千六百元收入限額，資產限額則調低至十六萬 元。要符合資格，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是易如反掌。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很多年輕人處於職業起步期甚至只是求學期，收入自然微薄，可以斷言，香港二十五歲以 下的年輕人絕大部分都有資格入住公屋單位。 現在輪候公屋時間短，不足兩年便可上樓，不挑剔的話更不足一年。因此，為求獲得公屋「着 數」，年輕人保持入息低微的動機非常大。而一入公屋之門，十年後才需要每兩年向房署申報一次家庭入息，以決定是否富戶身份。如果需要搬出，房署會給予一年 時間讓租戶另覓居所，所以獲配一個單位便可以住起碼十三年。 不單如此，他們將有優先資格購買二○○七年推出的居屋貨尾單位，而原公屋居民更可以變相分戶，每一個兒子獲得多一個公屋單位。 還有的是，單身人士的公屋單位平均成本比二人或以上的家庭貴很多。在○一╱○二至○三╱○四年度的三年內，單身人士的公屋單位平均約為十六點八平方米， 每間單位涉及開支為十五萬元（還未計及免地價的成本）。而二人家庭平均每人面積為十二點四平方米，開支為十一萬元；四人家庭則平均有九點九平方米，涉及開 支九萬元。 公帑承擔近三千億元 如果確立二十五歲以下的單身申請人無迫切住屋需要，根本不應獲得公共房屋的資助的話，政府在去年度接納了三千個這類別的申請者，涉及的公帑承擔額為四億五千萬元！ 在二○○四年底，香港二十五歲以下人口有近一百九十三萬，政府卻來者不拒，對他們的單身公屋財務承擔長遠來說合共二千九百億元！這是變相還富於民的「分 身家」方案，更有鼓勵生育的效果！這還未計及二十五歲以上單身申請人的承擔。納稅人的稅項是否應該如此用呢？對真正需要公屋及居屋的市民又合理嗎？單身公 屋．二之一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