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痾痼經濟病人歌舞昇平 - 信報


   內地經濟欣欣向榮,成為歐美大國的眾矢之的,貿易戰掀起戰幔。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游資結集在香港「賭」人民幣升值,即使在「優化」聯滙新措 施之下不再泊在銀行體系,但進入港元定息債券市場,甚至進入資產部門的機會仍然甚大,通脹及資產泡沫吹起而最終爆破的危機遠未結束,任三招拆彈成功之說言 之尚早。

  現在是問題的結束,還是開始呢?國際炒家會相信港元只可以在七點七五至七點八五之間浮動,為什麽不能在七點七至七點九,甚至是七點六至八?他們會就此罷休嗎?

   除了外資虎視眈眈,將港元視為人民幣的代幣之外,內地資金亦可能南湧。國家外滙儲備由前年底約四千億美元,急升至去年底六千一百億美元,官方估計其中有 一千二百億美元是炒人民幣的熱錢。今年首季外滙儲備再增加近五百億。中央財經大學最近評估國家外滙儲備的適度規模,認為二千八百至三千九百億美元之間便足 夠支持正常進口、償還債務、外商直接投資套利、政府干預滙市及居民出境旅遊、求學、就醫等用滙需求。

  國家「資金洩洪」已經有強大需要,可以預期,不單QDII最終會落實,內地企業將在港發人民幣股票或債券,內地的儲蓄和資金亦會被容許到香港投資。到時香港可能出現資金泛濫的現象。

   游資集結,再加上個人自由行、企業自由行以及迪士尼效應仍然會令本地經濟在短期內歌舞昇平。八年經濟低潮本應令香港可以和內地發展接軌 (synchronization),資金的湧入卻令香港人沉醉於財富效應,將過去數年的痛苦調整一筆勾消,沒有修成正果。正如一個多年患上痼疾的病人, 不轉向健康的生活模式,卻打補針製造短期旺盛的精力,沉醉在狂熱派對中。

中小企更形困難

  去年的經濟復甦根本不是本地經濟轉型成功所致,現在經濟出現復甦,轉型不用多談,多年暈頭轉向之後,最終原地踏步。香港的產業結構失衡,人力資源錯配,高價格高成本問題揮之不去,作為內地經濟中介人(如外發加工及物流業)的地位逐步被削,所賺取的增值率不斷下跌。

  綜合性企業翹楚太古集團大班何禮泰去年曾說,在香港,航空、地產、船務,甚至是可樂業務都非常成熟,更直接說,香港商業環境是過分成熟。大企業如是,中小企更形困難。香港本土愈來愈難找到可為商機,CEPA更加速香港服務業北移。

零售市道兩極化

   本地零售市道亦出現兩極化現象,以內地旅客為目標的零售業大旺,其他卻因租金成本過高而生存困難。根據一項國際性調查,去年銅鑼灣街舖租金呎租達三百七 十元,較前一年上升近五成半,僅次於紐約及巴黎香榭麗舍大道。最近舖價及舖租仍然不斷創新高,每平方呎售價最高做到逾二十五萬元,每平方呎租金逾三千元。 樓上舖每平方呎租金亦升至三十元,傳統二樓書屋甚至酒樓因而紛紛結業。中環擺花街蛋撻及沙翁老字號泰昌餅家因租金增加逾倍而要結業,上了外電新聞。鬧出拒 付遣散費事件的海港城海洋皇宮大酒樓,罪魁禍首也是因為租金。酒樓主動提出加租三至四成,但大業主打算重新裝修,租金可以飆升五倍以上,不願續租。

  由於在九十年代大量利用內地的生產因素而累積大量財富,香港由第二階段跳升至第四階段,因此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幾乎由本地消費所決定,而財富效應更是最重要的經濟增長元素。香港卻沒有積極將財富轉化為創新及知識經濟。

  正行生意難做,打工仔工時超高,只能勉強糊口,若非保守及清高,港人「惟有」將寄望放在投機、炒作之上。在虛浮炒風狂吹之下,知識型經濟轉型還有希望嗎?


政治基建的疑惑 - 信報


   新特首曾蔭權較早前表示,在未來兩年內,將會集中做好政治基建,更說:「新政府必須務實……只能用兩年時間,為重建香港成功的品牌,重新立穩根基。」

  他所說的政治基建只加不減,全盤接收原有的管治班底。不過,政治是一個生態系統,加入新事物便會改變。在一個湖內,保持原有動物不變,只是加多一些鱷魚,這湖還會穩定嗎?

   曾蔭權提出擴大策略發展委員會的職能時表示,「以往政府閉門想好一個方案,去到地區、立法會就被人『砌餐懵』。」他又構思,即將制定的人口政策便可先諮 詢策略發展委員會,經多次與決策部門「上上落落」後,達致「建立和諧,以民為本,市民受益」的目的後,政府才拍板。但社會學家及政治學家對現在的政治基建 構思廣泛地存疑,為何不用集思廣益便火速上馬呢?

政策必須有持續性

  根據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的二○○四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以下簡稱《年報》),港府政策的持續性只有很低評價,只有三點三七分,排行全球尾九,比排第一 的新加坡足足少了五分。在現在的政治現實下,政策持續性的必需條件是獲得政界、學界及市民的認同,才不會因政治人物的更替而隨意改變。推而廣之,政治基建 的建立應該經過更多的考證,共識形成後才推行,確保兩年後不會再次出現「推倒重來」的情況。

  根據二○○三年《年報》,政府內部對於政策 方向的共識方面,香港只得四點三一分,在全球經濟體系排行三十二,比新加坡的八點二二分相差極遠。另外,政府的決定能夠有效地被執行的評分,香港在二○○ 三年有四點四四四分,到二○○四年再跌至只得三點六一分,只列第三十六,比排第一的新加坡八點七分相形見絀。很明顯,曾蔭權所致力處理的問題是有客觀基礎 的。

  不過,《年報》還反映國際投資者關心的其他政治基建問題。在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制度對當時經濟挑戰的適應度排行世界第八,政府政 策對經濟變動的適應力有五點八一分,排第十一。到二○○三年及二○○四年,後者的評分相繼跌至四點四零九及三點九二分,再次只得到名列前茅的新加坡一半左 右的評分。過去一年,香港經濟復甦,自由行及CEPA令市面再次出現繁盛,但國際間對港府的政策評價卻每下愈況,這是否涉及政治基建問題?香港應否採納無 為而治的不干預政策?還是,在這個不求變便喪失競爭力以致坐以待斃的經濟十字路口,政府應該有積極的角色?

  曾蔭權在發表政綱時說,改組 行政會議,加入更多非官守議員是,令政府決策更能收集思廣益之效,更能獲社會各界和立法會的支持,此舉是加強行政會議的職能,是一項最重要的政治基建構 想。行會職能真的是加強了,還是反而弱化了?曾蔭權其後說,無意去製造行政會議凌駕於十一個問責局長之上,而是兩隊不同的人加強合作。很明顯,在他眼中, 這是兩股政治力量。用權術的角度看,他可以居中調動,防止一方獨大。

  若兩隊人馬各不相讓,權力如何配置呢?曾蔭權的回應很清楚,問 責局長要與特首達成共識後,就可推翻行會決定。這解決了最終權力的問題,也為行政會議定了位。並不是說,問責官員有最終權力,最終權力根本一直在行政長官 手上,曾蔭權的回答顯示着,他所選擇的團隊始終是在問責局長。憲制上,行會並不是決策機關,只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事實上,要達到「強政勵治」 的目標,臂指相使的效果,問責局長組成內閣才有可能提高行政效率。而政圈中,對行會看為最高決策核心,並向「內閣」及執政聯盟發展的憧憬應告破滅。

   在董建華年代的行政會議,問責官員佔大多數,主要政黨翹楚擔任非官方成員,卻着力將行政會議推向執政聯盟,要求分享權力,出任問責局長。他們在立法會被 視為保皇黨,但在行會卻是反對黨。他們受選票取向掣肘,對政府政策保持距離以免負起政治錯失的責任,也沒有履行為政府護航及箍票的角色。看來,曾蔭權認為 政黨政治發展仍不成熟,透過改組行會,將這種局面終止或凍結。

權宜之計改組行會?

  行會的改組究竟引入什麽人當非官守成員 呢?有評論認為是不同黨派代表,形成決策共識;也有人認為是復辟港英的精英管治。更深層的是,港人對商人或政客治港都有所保留,政府在市民眼中的威權無從 建立,政府施政的心魔就是官、民、學、商界抨擊的恐懼。更何況,傳統政務官嚮往舊日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議政能力,認為當日商界精英的意見精警,政務官出席 行政局會議都戰戰兢兢。吸納商界行政(非老闆)及專業精英是否重溫舊夢?這是一個過渡安排,還是長治久安的良方?

  行會的改組側面反映香 港泛政治化的源由。九七後,「行政主導」不再,威權旁落,行政與立法機關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的制度本質上也不易穩定,政界、商界、市民都因而蠢動,結果亦 形成香港社會的嚴重內耗。各界力量的爭逐轉化在立法會爭議上,政府無法確保政府法案有穩定的支持。行會不再朝執政聯盟發展的話,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如何理 順呢?在這方面的政治基建,曾蔭權並沒有透露太多思維。還是運用權術及分發利益來換取支持?若是如此,政治基建豈非建於浮沙之上?

集體負責制名存實亡

   另一方面,假若曾蔭權是放棄(起碼是暫時性)利用行會去爭取立法會不同黨派支持政府法案,又既然行會的角色只是「協助」決策機構,行會的決定可以不執行 的話,集體負責制已經名存實亡,倒不如予以取消,名正言順地強化立法及行政關係。如果無需負上政治責任及遵守保密制,泛民主派以至民主黨又怎有理據拒絕加 入,不肯協助執政不是向市民表明只願做凡事反對、只求民粹利益的政客?

  再加上曾蔭權所提出,政策局拋出政策方案前,先交由策略發展委員 會討論,醞釀成熟後才在諮詢委員會、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討論,由多個方案篩剩最後方案交行會拍板。期間策發會既然可以不用保密及集體負責,方案一般來說已經 「通天」,勉強說要保密的應該只涉及討論的過程,行會討論的最後方案又何須保密呢?

  在九七年的《年報》,香港政府的政策透明度有六點三九分,全球第六,回歸後反而每下愈況,二○○三年只有五點三八分,去年更跌至四點九四分。香港政府愈來愈不透明,和政府不必要地將決策及政策過分保密有關?

  新特首提出的構思是將精英吸納入體制內議政,是以行政吸納政治方式消弭反對政府力量?但港府政策素質就是依靠業餘精英義工式參與來確保?為何不提升政策的研究及科學水平?香港真的不需要經過詳細考證的「百年大計」?


經濟病人歌舞昇平 - 信報


   內地經濟欣欣向榮,成為歐美大國的眾矢之的,貿易戰掀起戰幔。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游資結集在香港「賭」人民幣升值,即使在「優化」聯滙新措 施之下不再泊在銀行體系,但進入港元定息債券市場,甚至進入資產部門的機會仍然甚大,通脹及資產泡沫吹起而最終爆破的危機遠未結束,任三招拆彈成功之說言 之尚早。

內地隨時「資金洩洪」

  除了外資虎視眈眈,將港元視為人民幣的代幣之外,內地資金亦可能南湧。國家外滙儲備由前年 底約四千億美元,急升至去年底六千一百億美元,官方估計其中有一千二百億美元是炒人民幣的熱錢。國家「資金洩洪」已經有強大需要,可以預期,不單QDII 最終會落實,內地企業將在港發人民幣股票或債券,內地的儲蓄和資金亦會被容許到香港投資。到時香港可能出現資金泛濫現象。

  游資集 結,再加上個人自由行、企業自由行以及迪士尼效應仍然會令本地經濟在短期內歌舞昇平。八年經濟低潮本應令香港可以和內地發展接軌,資金的湧入卻令香港人沉 醉於財富效應,將過去數年的痛苦調整一筆勾銷。正如一個多年患上痼疾的病人,不轉向健康的生活模式,卻打補針製造短期旺盛的精力,沉醉在狂熱派對中。

  去年的經濟復甦根本不是本地經濟轉型成功所致,現在經濟出現復甦,轉型不用多談,多年暈頭轉向之後,最終原地踏步。香港的產業結構失衡,人力資源錯配,高價格高成本問題揮之不去,作為內地經濟中介人(如外發加工及物流業)的地位逐步被削,所賺取的增值率不斷下跌。

  作為香港經濟命脈的出入口貿易已經危機重重。香港的轉口貿易、外發加工以及離岸貿易明顯仍然面對嚴重危機。

  本地零售市道亦出現兩極化現象,以內地旅客為目標的零售業大旺,其他卻因租金成本過高而生存困難。

跳到「吃老本」階段

   管理學大師波特提出,一個經濟體系有四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生產因素推動階段,例如出售石油、礦產或用低廉勞動力發展製造業。到第二階段就是投資推 動階段,透過政府或企業投資,改善生產因素的素質及效率。第三階段是創新推動階段。處於這階段的國家及地區不再依賴較低的工資在國際市場競爭,轉而倚靠本 身的產品、生產方法、營銷及其他創新來競爭。第四個階段就是財富推動階段,當這些國家或地區將過去的成果累積成為財富後,財富的運用可以再推動增長。不 過,不善用財富亦會令企業積極性下降等等問題,學者稱之為「吃老本」階段。

  而觀乎香港,由於在九十年代大量利用內地的生產因素而累 積大量財富,香港由第二階段跳升至第四階段,因此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幾乎由本地消費所決定,而財富效應更是最重要的經濟增長元素。香港卻沒有積極將財富轉 化為創新及知識經濟。正行生意難做,打工仔工時超高,只能勉強餬口,若非保守及清高,港人「惟有」將寄望放在投機、炒作之上。在虛浮炒風狂吹之下,知識型 經濟轉型還有希望嗎?


迪士尼帶來旅遊泡沫? - 信報


   一直被視為能夠盡攬內地及東南亞客源的香港迪士尼樂園,最近不斷被質疑其經濟成效有否高估。數月前,德意志銀行評估迪士尼的經濟效益每年可令 香港經濟增長率增加零點五個百分點,比CEPA零點四個百分點的貢獻更大。而高盛證券的研究報告名為「迪士尼魔法—第二浪旅客潮」,認為香港零點三至零四 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是來自內地旅客的消費所帶動,又預期迪士尼帶動第二浪內地旅客遊港潮,對香港經濟裨益極大。

高估經濟效益

  然而,最近卻有相反的看法。整個樂園佔地只有一百二十六公頃,差不多是七個半維園,只是日本迪士尼的三分之一面積,是一個袖珍迪士尼,吸引力有限。訂購門票也不顯得踴躍,開幕初期很快便能錄得每天萬多名旅客的估計顯得有點過分樂觀。

  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首席分析員也質疑,迪士尼經濟效應被誇大了,本地經濟學者亦懷疑每年到訪迪士尼能否達到一千萬人次,而就算達到這個入場數字,每年利潤亦只有十億元。港府預期迪士尼可為香港帶來一千四百八十億的經濟效益是被高估了。

   迪士尼說,選擇香港是考慮「品牌聯盟」(co-brand)的效應,因為香港是「東方之珠」及「動感之都」。長遠來說,中國可以有超過一個迪士尼主題公 園,但香港將成為迪士尼亞太區的總部和創作基地,為全中國及亞太區開發新的產品及意念。然而,香港能當文化產業意念孕育中心的重任嗎?若不能,米奇老鼠 (以下簡稱為米鼠)只視香港為一個跳板,過橋抽板,最終只是一隻過橋米鼠,進入內地食地道過橋米線?

  在未來十多年,香港旅遊應該會火辣 辣的。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年全球旅遊地區排行榜,小小的香港竟然能夠首次躋身十大,排行第七。每一名港人接待近三點二名旅客,是十大地區之中接待率最高 的。世界旅遊組織更估計,到二○二○年,香港旅客會倍增至五千六百萬人次,晉升至全球第五。不過,這和十三億人口逐步富起來有密切關係,這可能只是因緣際 會的效應,沒有長遠的結果。

  事實上,在國際社會的眼中,香港的旅遊地位是在下降。《時代周刊》的讀者調查結果顯示,在二○○四年,印尼 峇里、泰國布吉及曼谷是亞洲區最喜愛度假城市,香港三甲不入;專業旅遊雜誌《Conde Nast Traveler》的最佳亞洲城市調查顯示,曾在○一年獨佔鰲頭的香港,○二年被曼谷搶走之後便無法奪回,二○○四年仍然屈居第二;《旅遊及休閒》最近公 布的二○○五年調查顯示,香港是亞洲第三,列在泰國曼谷及清邁之後。香港有八十二點五二分,比曼谷少四點五分以上。在去年的調查中,香港獲得的評價只是: 「有『購物天堂』美譽,時裝、珠寶、鐘表、古董、玩具、電器及電子產品應有盡有,也是世界美食集中地。夜生活多姿多彩,霓虹燈下的旺角和尖沙嘴,展現不夜 城魅力。由香港到中國內地快捷方便,是往中國的最佳中途站。」然而,購物、夜生活及中途站優勢卻隨時一夜消失。

  最令港人尷尬的「十大」 來自名為《Knight Ridder》的美國一份報章。他們在二○○五年選出十個地方,認為是美國學生為拓闊視野,在中學畢業前必到的地方。迪士尼樂園自然是必去的,而亞洲有四 處,包括中國的萬里長城、印度的泰姬陵、柬埔寨的吳哥窟,這三處與歷史文化遺產有關,當然入選。而香港入選是因為─讓美國小朋友感受高樓密集的壓迫感,相 信他們之後會對打掃家中的花園改觀!

棄優點如敝屣

  吸引遊客的是豐富文化和歷史,但香港棄之如敝屣,只抱擁玩樂多,動感勁 的優點。意大利商會主席溫謙守便說:「香港有趣在於每日的生活都充滿刺激,令你沒有一刻可停下來。」新任金融管理局副總裁韋柏康也說:「香港如此令他着 迷,是因為這個城市和紐約一樣『熱鬧、充滿活力和混亂』。」香港只是繁華的超級大樂園,遊人到來盡興,求取一刻的感官刺激及歡愉,從來沒有顯現香港中西交 滙的文化特色。

  一個失戀的人,往往打扮得花枝招展,企圖挽起低落的自我形象。同樣地,當一處地方的經濟泡沫爆破,人民總是抬不起頭面向 世界。要找回自尊,往往從旅遊處去想。一方面它的發展可以帶來多些工作崗位,另一方面,多些外國旅客來臨,像是自己很有醉人魅力,暗地裏重建自我形象。可 見,發展旅遊,有時是安定民心的政治舉措。然而,可持續的旅遊是文化由內而外的產業,虛浮的內在文明,無法令旅遊成為持久性的文化產業。

  旅遊歷史上有一度叱咤風雲的威尼斯,最終風雲不再的先例。十多年後,威尼斯的覆轍會否被香港重蹈呢?迪士尼沒有擴闊香港的吸引力,更加深香港旅遊的不平衡,香港旅遊業的興旺會否是泡沫式呢?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

整個樂園佔地只有一百二十六公頃,只是日本迪士尼的三分之一面積,是一個袖珍迪士尼。


拆除上嫁的詛咒 女多男少又如何 - 明報


「真箇『女人天下』!據統計處昨日發表的報告顯示,本港人口比例仍然是女性佔多,2004年的整體男女比例再進一步拉闊至929對1000;其中20歲至39歲的適婚年齡差距尤其嚴重,每千名女性只有846名男性,故香港男性可謂十分矜貴!」

這一段新聞報道顯明,傳媒的反智及懶惰可謂極致,學界亦難辭其咎。港人總是人云亦云,經常以「陰盛陽衰」的「常識」來解釋女性難找對象的現象。但真正的「事實」是,單身適婚的香港華人是嚴重地「陽盛陰衰」!

文:鄭建生

香港人口在90年代末開始出現女多於男的現象,不過這個人口比例中是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如果我們面對種族歧視的事實,又將嫁娶比喻為市場行為的話,外籍家庭傭工不應被包括在華人婚姻市場的供應。

那麼,撇除外籍家傭是怎樣的景况呢?事實上,統計處充分明白這個實况,在不同統計報告的附錄中都經常列出撇除外籍家傭的數據。撇除外籍家傭,香港整體人口在2003年才開始「陰盛陽衰」,只有一、兩年光景。

20至39歲的1000女性比846男性的比例更是誤導。很簡單,這個比例除包括外籍傭工外,亦包括已婚者,根本不是婚姻市場的主角。如果瞄準20歲至 39歲單身非外傭類別,男女比例根本是逆轉,在2004年的男女比例為1239比1000!可見,在數目上,單身適婚男子是供應充足,絕不是「物以罕為 貴」!人口結構對女方理應有利。

不過,文化結構對女方是極不利,將人口結構的有利因素完全抵消。

上嫁不下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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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不平等意識

傳統上,女性沒有獨立自我價值,必需依附他人才有價值。找不到愛戀便是「沒有人要」。結婚不單是要一份戀愛,更要一個「好男人」所賦予的矜貴感。所謂「好 男人」,因人而異,但往往是身材比自己高,收入比自己多少少(相差太遠,自己無地位),智慧比自己高少少(距離太大,自己顯得太無知),學歷比自己高,年 齡也是大少少最好。這就是所謂marryup的現象,不是下嫁,而是「上嫁」,要嫁一個比自己好的人。這明顯是男女不平等意識的纏身鬼魅,化為心魔,只是 我們不太着意。

marryup的心理情意結是女性悲哀的源頭。更大的悲哀是,現代女性收入、智慧、學歷不斷提高,自己條件愈好,詛咒愈大,因為比自己好的男人愈少。年紀 愈大,比自己年紀大的男子愈少,找到「合意」對象的機會愈渺茫,旁人更會說妳蹉跎歲月。相反,80歲男子也可以選擇20歲女子,所謂80/20定律。男子 年紀愈長,可選擇的對象愈多。即使男女比例不利,只要加進時間的向度,可選擇對象的男女比例始終對男方有利。文化結構若不改,時間仍是在男方這一邊,男始 終是矜貴的。更要命的,港女錯誤評估婚姻的市場結構。

敗於競爭對手 被好男人嫌棄

用經濟學的術語,男性在婚姻市場叫座不叫好;相反,女性往往叫好不叫座,有價無市。問題核心不是沒有好男子,因為優秀條件當然是少人擁有。你選人,人選 你,待字閨中的女性沒有遇過好男子嗎?她們為何不被選上?用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競爭力不足,敗於競爭對手的現象。

她們嫌棄男子,但事實上,她們是被好男人嫌棄。談談情,說說(或做做)愛還可以,長相廝守就免了。常識說,最令男性喜歡的女性擁有的就是「郎才/財女貌」 的外貌,那是以偏概全。最受歡迎的可能是溫柔體貼、善解人意、圓滑細緻、相處愉快的性格。周遭很多其貌不揚的女子享受夫妻之樂,但在一般人心中只覺不相 配。但事實是,卡米拉勝了戴安娜。香港女子一直以來都斷錯症,服錯藥(如瘦身)。

無國界的全球化婚姻市場

婚姻更是一個無國界的全球化市場,為何港男滿載而歸,港女獨守空房呢?男要marrydown,可以北上往內地找,女要marryup也可以向西尋。關鍵在於自己提高適當的競爭力。

另一個出路當然是文化轉變。事實上,這正靜靜地進行。合意男子供應不足之下,女性唯有退而求其次。很多女性公開宣示的是獨身主義的一套,滿不在乎,真實的是,大多數人屈於現實,「下嫁」marrydown「不夠好男人」或是做一個已婚「好男人」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