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海三隧道的收費定位 - 信報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提出考慮調高紅隧收費以減輕財赤。其後，政府消息人士強調，主要動機是紅隧擠塞問題困擾多年，加價方案是為了拉近三條海隧的收費差距，吸引更多車輛轉用西隧，平衡流量。 財爺是為了駕駛者好，還是向他們祭旗呢？抑或只是項莊舞劍，志在消費稅？紅隧多年來不斷提出加價以紓緩擠塞，但只曾在九九年時才成功調高私家車和電單車收費，一直被立法當局認為會影響民生予以否決。紅隧加價對社會整體是利還是弊？ 筆者認為首先要考慮隧道的定位。運輸是工商業的血管，貨運業正面對重大危機。政府委託顧問公司ＧＨＫ制訂的「香港港口規劃總綱二○二○研究」報告顯示， 降低陸路運輸成本是促進香港港口未來發展的首要任務。中文大學網際物流研究中心今年的一項研究顯示，以海運為例，珠三角的廠商經香港轉運貨品的成本，較在 深圳鹽田出入口昂貴一成多。兩者的碼頭處理費相距不太大，最大的成本差距在於貨車運費。經香港出口的貨車運費為三千多元，而經鹽田則便宜六成。去年的麥肯 錫（McKinsey）的研究報告也同樣有這樣的結論。 另外，根據統計處在去年四至六月的自僱人士就業情況調查，當時香港有二十萬 七千自僱人士，每月收入的中位數只得七千元，比整體就業人口低近三成。而調查亦顯示，自僱人士在自僱前的最後一份工作每月收入中位數有一萬零五百元，假設 受訪者是誠實可信，自僱者的生活處境並非改善了，而是向下流動。而在自僱人士之中，最多工種便是運輸業的司機，有近三成。運輸成本直接影響到低下階層市民 的生計，而他們生計受損便會間接轉化為失業甚至綜援個案。 不單如此，油價高企，佔整體運輸行業的生產成本約一成的燃料成本當然水漲船高，影響運輸成本。加上本地燃油市場有聯手壟斷之嫌，營業車油價位列全球前列。特區政府應該協助業界降低運輸成本，當局少不了面對降低燃油稅的訴求。 在使用過海隧道方面，運輸成本並非只是隧道費用，亦包括時間價值。時間就是金錢，舉例說，一家工廠可能因為擔心交通擠塞而預留更多交貨時間，甚至趕貨。因此，行車時間不確定自然會轉化成營商成本。
加隧道費不應一視同仁
因此，筆者認為，隧道費的增加不應一視同仁，私家車可以增加，但貨車隧道費卻應該保持低廉水平。西隧在貨車過海隧道的市場佔有率只可說是「雞肋」，不足 一成，而二○○三年不同種類的貨車流量和一九九九年比較，更下跌三成至六成不等。相反，紅隧的貨車收費「凍結」收費數以十年，仍然收取十五元，市場佔有率 超過一半，因此，應該順理成章將紅隧定位為營業車過海隧道，隧道費維持不變，反而西隧應降低貨車的隧道費，吸引貨車轉行西隧。 另一 方面，二○○三年紅隧每日有四萬六千萬私家車架次使用，而隧道費高一倍的西隧也有二萬一千萬架次，兩隧在私家車流量的差距並沒有貨車般那麼嚴重。私家車使 用過海隧道經濟效益不大，理應以財政方法鼓勵市民多用公共交通工具，亦減少空氣污染。因此，大幅增加私家車的紅隧隧道費是合情及合理做法，若然令西隧隧道 費減低，私家車便有很大動機轉用西隧。 接著的問題是，現在過海隧道的市場結構能夠容許這些定位嗎？當然不能。 西隧的設計用量每天應達九萬架次，不過卻在錯誤規劃之下，遠遠達不到這個流量，最高流量的年份也只是四萬二千多架次的二○○○年。通車七年的西隧累積蝕了 近五億元，而西隧在未來二十年專營權內，每年有三億元以上的盈利才可以還清六十一億元的負債，遑論任何盈利。二十個月前的前一次加價之後，經營利潤只達到 一億多元。西隧為求增加收入，不惜犧牲數個百分點流量，亦放棄了疏導紅隧的經濟任務。 雖然不斷有批評指西隧應該減隧道費吸引更高車 輛使用，但根據西隧的研究及試驗，加價至現水平可以增加收入。在七月加價前，今年頭半年的每月平均有三萬九千多架次。不過，經過兩個月的「不適應期」後， 據傳媒報道，流量在九月已經回升至這個水平。然而，據筆者所知，現水平已是極限，隧道費再調高也無助收入增加。
三隧各有不同環境條件
很明顯，紅隧若加價，西隧及東隧為求增加自己的利潤，也會跟隨，無助縮窄收費差距。事實上，解決西隧扭曲經濟性的收費問題，西隧應該減價來找回它在整體 隧道配置的應有位置。三條隧道受制不同的既有及環境條件，利益有深層衝突，根本不易進行協調。將三家隧道公司的利益一致化是平衡流量、疏導擠塞的最有效途 徑。如果紅隧及西隧收費一樣，更可以實施單向收費，加快流量。 其中一個將三隧利益一致化的方法便是由政府成立控股公司，向三家公司 作出收購建議，由獨立第三者作財務估價。至於融資方案也可從長計議，可以公開招股，亦可以發行債券。在低息環境下收購以高息融資的西隧理應有利可圖。然 而，這個方案很易在政治上被評為公有化私營企業，與公共事業機構私營化的趨勢背道而馳，不利以商業模式運作。 第二個方案是由三家公 司合組新公司，將資產注入新公司。據筆者所知，只要符合經濟原則，財團的意願不是一個問題。不過，完成收購後，新控股公司便可以調節三條隧道的收費。這個 方案，估值的商討會非常困難，不易作出仲裁。另外，政治上，這方案亦會令人擔心，新控股公司有壟斷過海隧道的力，卻不一定以疏導擠塞為心，對整體社會利益 「有力無心」。因此，政府可能需要在法例上限制新控股公司不能隨便加價，同時，政府亦必需容許財團有一定程度的加價權力，否則紅隧隧道費若不能調高，將不 會吸引到財團投資的興趣。 要將三隧平衡流量、疏導擠塞，降低運輸行業的經營成本，考驗政府的執政意志及能力。 廣東道站徵「附加建設費」？ - 信報
政府押後九鐵接駁西鐵與東鐵的九龍南環線工程的刊憲日期一個月，九鐵與區內發展商九倉亦就興建廣東道站的談判。「兩九」神女有心，襄王無夢，還是在耍花槍？ 事實上，「兩九」經多月談判，分歧已經縮小了很多。九倉由要求六億元補償費用到願意騰空二十八萬平方呎市值七億元的土地和樓面予九鐵建站，損失最少三十億元，只向九鐵收取每年一元的象徵式租金，又承諾若未能依期提供土地建站，將全數墊還九鐵約六億元的前期工程支出。 而九鐵預算廣東道站的建造費總額為十八億元，包括基本預留工程的五億二千萬元、車站工程的五億元，以及車站外殼結構和相關工程的七億八千萬元。 九鐵強調廣東道站到二○一六年時，只能帶來額外一萬七千人次的客量，如果由九鐵全資興建，成本最終會反映在票價上，否則整個南環線的回報會被拉低至不合 化算的水平，亦變相向商業機構輸送利益。因此九鐵願意投入十億元，但公開要求九倉七億八千萬元的資金「投入」，而根據九倉較早前的新聞公報，九鐵在談判中 要求九倉支付六億元作為公共基礎設施費用。 九鐵若不建廣東道站，打算斥資三億元建一條地下行人通道，連接尖東站與廣東道，每天約有 二十萬乘客要步行七分鐘來往，不過九倉說，步行時間要十三分鐘以上。雙方對乘客量亦有不同評估，到二○一六年時，九鐵評估帶來額外一萬七千萬人次的客量， 九倉委託的專家評估數字為五萬七千。 九倉則建議九鐵負責興建鐵路及車站的成本，而他們負責拆卸及重建旗下物業的費用。 九倉既然要求九鐵參與建設，九倉有否權利享受部分票價收入呢？假設九鐵投資十億元（應否計及三億元行人隧道建設費用可再斟酌），票價定為x，投資回報率將會是合理水平；那麼，九倉投資六億元又可否享受「附加建設費」（假設為y）呢？ 核心的問題是，每天二十多萬使用該站的乘客究竟願意多付多少錢（即每程x+y）促成建站？九鐵、九倉及政府為何沒有進行調查？若有，為何不公布調查結果？
人流增加製造工商需求
由於沒有詳細數據，筆者作出大膽假設。據運輸署二○○二年進行的全港交通習慣調查結果顯示，無車階級的市民願意花五角換取一分鐘上下班時間，對於上下班以外的交通時間，他們願意付出每分鐘四點六角。七至十三分鐘的交通時間相對於三點二至六元的時間值。 如果九倉可享受每程「附加建設費」為五角（只為舉例，並非建議），根據九倉的評估，每天近二十五萬人次可以帶來近十二萬五千元「附加建設費」收入，一年 便是四千五百多萬元，十五年內理應收回六億元資本。因此，六億元的投入只是一種融資安排，也是信心的表現（因為是根據較樂觀的客量評估）。 事實上，在廣東道站附近的商戶當然會提出各種購物優惠或補貼，以吸引人流。因此，只要在有關商戶消費超過某一個數額，「附加建設費」便可以由商戶代繳。 因此，九倉的六億元投資便是各個商戶在將來所提供的消費折扣額折現為「現金值」（present value）的累積額，由九倉墊支，然後逐步收回，收回全數即停止徵收。在商業上，只要符合折現現金流量分析，九倉絕對可以向股東有所交代。 但九倉為何要冒這風險？事實上，人流增加之後再製造出來的工商需求，將帶動附近物業的價值，最終由發展商所享受，這可說是九鐵要求九倉出資的深層理由。
界外利益變成界內利益
有測量師估計，九倉在區內的寫字樓和商場可分別升值六十億元及四十六億元。九倉理應有動機作出投資。這正是經濟學上的「界外利 益」（externality）的典型例子，投資者出資，但收成者另有其人，因而減少投資，亦令整體社會利益下降。「附加建設費」是一個重劃利益界線的想 法，界外利益變成界內利益。 若得到乘客首肯，由九倉出資，收取短期「附加建設費」可能是促成廣東道站的多贏方案。 《功夫》西闖與香港影業轉型 - 信報
周星馳最新作品《功夫》，橫掃大中華，勢成香港及台灣最賣座華語片，內地票房亦走勢強勁，以超越《十面埋伏》的一億五千萬元人民幣為目標。《功 夫》製作費雖高達一億五千萬港元，但投資風險根本不大，三年前的上一部作品《少林足球》全球發行權已值一億五千萬港元，今年才在美國市場推出，在十二月中 時位列全球第八十二最賣座電影。周星馳的三年巨構無疑是著眼於歐美市場的反應，若期望打入全球十大票房的話，《功夫》必須在其他地方取得十倍以上的成績。 周星馳的《功夫》令大中華掀起一片功夫熱，但《人民日報》海外版在去年十一月就以「『東方荷里活』風光不再」為題，報道香港電影業的慘 淡困境，形容西曆及農曆新年前後出現港產片真空期。在《功夫》大收旺場之前，一名著名導演召集業內的「緊急應變小組」，更用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調唱 出：「起來，演員同志們，香港電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東方荷里活已經百孔千瘡，再不治療就會死亡！」《功夫》一統電影業武林，反映其他影片心虛膽怯，暫避 其鋒。影迷在假期看港產片的選擇，不是看哪一齣，而是看還是不看《功夫》。 去年年初官方的電影服務統籌科半年通訊《香港取景》曾指 出，隨著ＣＥＰＡ正式在二○○四年實施，入口內地的港片配額限制取消，本地電影市道馬上活躍起來。該通訊更引述本港業內人士估計，港產片產量會增加一半， 達一百四十部。結果是，去年香港電影產業不增反減，只出產六十四部，與一九九三年港產片高峰二百四十二部比較，更像雲泥之別。 而香港影業協會執行總幹事叢運滋更估計明年再減三分一，至四十部左右。港產片票房亦由十億元跌至四億元左右。 觀眾消費額並無下降 叢運滋認為，以前一百齣影片中，佔七成是中小型片，它們仍可維生，但現在中小型片大多勁蝕，只剩下大製作。劉德華也說：「現在真是沒有什麼人來做小成本電影」。然而，這是大勢所趨，業界理應看出適應之道。 事實上，前年七十九部港產片的總票房有四億三千萬元，和去年六十四部的收入相差不遠，可見，觀眾總體消費額在這一年內並無下降，只是要求的影片素質上升。港產片市場面臨的不是整體市場的萎縮，而是產業結構的轉型。 以往港產片叫座不叫好，現在電影產業結構正面臨劇變，劣等港產片被觀眾唾棄，製作量減少，自然會出現空檔期。《無間道》導演劉偉強也說：「要求不同了，以我自己為例，以前一年拍六部片都嫌少，現在年半拍一部都嫌多。」 中國電影市場逐步開放之下，有能力為投資者打入逾億元市場的演員及導演，酬勞當然會水漲船高。減片酬符合經濟原則嗎？應該大才小用嗎？有叫座力的演員及 導演為何不減低基本片酬，但收取分紅或版稅？這樣做令投資者的風險減低，亦將有叫座力演員及導演的眼光及經驗引進入投資決定，又可令從業人員在影片成功時 分享更大經濟成果，不是一舉三得嗎？ 市場結構已經不同，過分道地或強調廣東話方言的電影自然成為大中華票房阻礙。在大製作質量俱增時，以香港市場為目標的小型製作生存當然愈來愈困難。習慣觀賞歐洲及南美足球的球迷當然慢慢離開本地球壇，本地波只能成為小眾玩意。 分工精細慢工出細貨 正如一項商業調查顯示，參與去年六月香港國際影視展的買家及參展商中，有百分之七十七受訪者認為，本港可以成為內地的內容創作及分銷中心，而本港擁有國 際知名的男女演員及導演成為一項重大優勢。在電影產業全球分工愈趨精細之下，港產電影製作元素將滲入在國際化電影不同環節中。例《史力加》及《蟻哥正傳》 的動畫造型總監正是港人。 以往，投資者要求港產片回報快，否則倒不如炒樓。當荷里活資金投資中國市場，其運作模式完全不同，商業考慮更周詳，但製作認真，情願慢工出細貨，宣傳聲勢浩大。而《功夫》可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電影產業模式，影響彌足深遠。 隨著內地加入世貿之後而逐步開放電影市場，荷里活大型片商紛紛來華，探索適合的投資模式。華納公司在內地市場的策略是參與院線的建立，又拍攝適應華人文 化的華語電影。而投資《功夫》的哥倫比亞公司則透過投資拍片打入內地市場，近年來每年投資拍攝三至五部華語電影，包括《臥虎藏龍》、《大腕》等。除了投資 之外，他們也投進技術、宣傳、發行等的經驗。 周星馳若參與第一個模式，他贏的是高昂的片酬，但製作的自由度可能大減。周星馳助手田啟文說：「他（周星馳）的目標是要用海外的資金拍好中國人的電影。他總說中國有很多好故事，拍電影一定不要離開中國的元素。 作為一個中國人，他始終認為中國人的驕傲就是在自己的國家做好自己的東西。」（《羊城晚報》二○○四年九月十日「田啟文『拆解』《功夫》」）他選擇了第二條路。 《功夫》的成敗或許提供一些啟示，預示有東方人靈魂的電影產業能否在西方資金孕育下普度眾生。 周星馳 走進國際的抉擇 - 明報
周星馳參演的影片有48部，大部分是擔綱主演，在香港總票房超過十億港元。美國《時代》雜誌評他為「2003年時代亞洲英雄」，在去年又登上《亞洲 週刊》封面，「無厘頭改變中國」一文勾劃着周星馳的文化塑造力。周星馳去年更旋風式前往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西南民族大學、汕頭 大學和香港大學演講。 文：鄭建生 周星馳的文化塑造力來自香港，只是予以理論化的文化活動卻在內地。1994年周星馳執導及主演了投資6000萬元的《大話西遊》(《月光寶盒》及《大聖娶 親》兩集)，既不叫座，也不叫好，在內地還名列「10大劣片」，令他一度心死。然而，數年後，影片以盜版VCD形態悄悄進入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的學生宿 舍，「死灰復燃」，盜走了囿於嚴肅文化的學子之心，解走圈在身上的繩索，令他們變成跟隨大聖的甩繩文化馬騮。這部電影的文化內涵得到全面肯定及驚歎，周星 馳被封為後現代內地年青人的代言人。他彷彿成了一代青年人的大聖教主，「信眾」在虛擬網絡世界建造「教壇」，背唸他的台詞。北京一批知識分子在2000年 出版《大話西遊寶典》，兩萬冊上市20多天被一搶而空，恍如大聖聖經。 和金庸的武俠小說一樣，周星馳電影也是長期在通俗市場大受歡迎，卻一直被貶得一文不值，排拒於大雅之堂之外。其後，內地知識分子認同、讚許，並予以理論建構。 周星馳等於香港 香港等於庸俗？ 在不少內地人眼中，周星馳反映香港獨有文化，當中有壞的。一位讀者這樣描述迷上周星馳之前的看法：「1995年，周星馳的《唐伯虎點秋香》在北大簡陋破舊 的放映廳上映。……我沒有去。不僅沒有去，我還滿臉的不屑，那時滿臉不屑的也不光我一個人。那時周星馳等於香港，香港等於庸俗，庸俗等於我們所反對的一 切。」(《青年時訊》2001年5月18日，「追周星星的星需要理由嗎？」) 其中也有好的：「過去，周星馳以一種都市平民的無畏挑戰了種種常規、歷史、經典，他以不按常理出牌的天馬行空般的想像力，以一種誇張、荒誕的方式向我們展 示了一種周星馳式的反叛與顛覆，一種香港特有的文化幽默與市井精神。」(《北京晚報》2001年7月19日，「周星馳完蛋了---看完《少林足球》之 後」) 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上月中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的城市文化交流會議致辭時說，內地和台灣都會培養出國學大師和文化巨星，但只有香港的自由環境可以培養出董驃和周星馳。周星馳無疑是香港文化符號。 揭衣冠背後禽獸 否定貴賤之別 周星馳電影有何獨特，能夠攀上高文化水平呢？第一，周星馳電影的主人翁是窮光蛋、小混混、市井無賴、小偷、騙子、店員，即使是達官貴人也要經歷墮落、落難 的。表面上，他們草根市井、猥瑣好色、搏懵胡混、卑鄙貪財、不學無術、撒潑耍賴、佯狂玩世，自卑卻自以為是。然而，在大是大非上卻非常立場清晰，綻放善良 的人性光輝及暖人的溫情，完成取西經、正義律師、父母官、忠心報國特務的人生使命。周星馳揭露衣冠背後的禽獸行為，否定了貴賤之別，高尚貴族可以是那麼虛 偽墮落、巧言令色。在他的電影中，英雄也是常人，常人也可做英雄。他否定了聖俗之距，令一眾凡夫俗子分享他在電影中的英雄所為。 「 無厘頭」 反諷傳統思維 第二個特色當然就是「無厘頭」。在九十年代，很多「無厘頭」明星都慢慢黯然失色，但周星馳卻不斷提升‧周星馳式的「無厘頭」隱含逆向思維，對傳統思維反諷 及嘲弄，挑戰衛道之士的傳統價值，突顯後現代文化。北京青年報社編輯馬雄鷹形容：「他(周星馳)會把公眾心目中的美醜、對錯、文明與不文明徹底地打亂重 組。」(「周星馳觀止」《我愛周星馳》2004年，頁180)周星馳經常把弄的「屎尿屁」無厘頭，也有一番顛覆意義‧在《回魂夜》中，劇中有一角色質疑， 為何要玩這些東西那麼「核突」，周星馳義正詞嚴地說：「你這樣說是因為你自以為受過高等教育，出入又自以為是上流社會，……認為『這些東西』是無聊及污 穢，就等於你媽……由細到大向你說，鬼是恐怖的一樣。……如果大家能反轉這個觀念便『得喇』。」跳出思維的框框及行為的禁忌是揚棄傳統階級觀念，邁進天馬 行空的創意空間，孕育出中國傳統文化所欠缺的幽默。 每部電影皆有情感 第三特色是情。《大聖娶親》有一段對白：「如果可以給我一個機會再來一次的話，我會跟那個女孩子說『我愛她』，如果非要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 萬年』。」這段台詞成了內地大學生的經典愛情誓言。周星馳曾說：「在我每一部電影裏都有情感，而且這些情感比較純粹和單純，是因為我覺得情感對於每個人來 說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人生裏最重要的。任何的電腦特技、武俠、無厘頭都只是電影的包裝，到最後只有一個情字，我沒有看到過一部電影沒有深沉的感情可以 成功的。」學者李歐梵也認同：「這也是香港人對感情表達的方式，相信我在香港住得愈久，就會愈了解他的電影。」 周星馳是很奇怪的合體，他像是喜劇之王，但骨子裏卻在拍悲劇。他說：「我比較想把悲觀嚴肅的事情，轉變為有點可笑的東西來表達。這是我會堅持下去的想 法‧」(ChoiJaeSoon「從韓國聽到的波羅波羅密」《我愛周星馳》頁54)香港人也是如此，平素唯利是圖，爭權奪利，勢利蠱惑，處處流露銅臭的氣 味。前台北文化局長龍應台最近說，在香港住了十四個月後，終於發現港人的真性情。唯利是圖的印象是錯誤的，原來港人很單純、開朗及豁達。香港人表面現實， 不喜陳腔濫調；內裏單純，深藏一份淡淡的俠義心腸。香港社會民眾就像武俠小說的江湖中人，對官府嗤之以鼻，平素你爭我奪，但在江湖告急時便會以俠客之勢現 身。香港人不喜「開口埋口」政治術語，然而，在大是大非的重要時刻便會挺身而出，令世人驚訝。八九年六四事件，百萬港人上街；沙士肆虐期間，醫療人員及各 行各業不為獎金犧牲忘我，堅守崗位；南亞海嘯，香港民間人均捐款世界數一數二。 然而，周星馳這個香港文化符號正在演變，地道的周星馳一心打進世界市場，是禍，是福？有內地人歎息，《功夫》中的周星馳不再像在《大話西遊》中他們所喜愛 的「至尊寶」，那個未戴上金箍的小混混，更像大義凜然的孫悟空，無怪乎有人喊着周星馳已完了。「《功夫》缺乏了些星爺招牌式抑揚頓挫『哈哈哈』的怪趣笑 聲、表情，也沒了能收錄進『周星星語錄』能讓千萬人背誦N年的經典台詞，更不見那充滿顛覆、解構意味的精神。」(《羊城晚報》2004年12月25日， 「讓你笑得滿地找牙點評電影：《功夫》」) 正如周星馳助手田啟文所說，周星馳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對商業電影的元素掌握純熟，所以即使拍有藝術成分的作品，也肯定不會忽略其商業價值。(《羊城晚報》 2004年9月10日「田啟文『拆解』《功夫》」)太超前的電影冒的險太大，稍一不慎，令荷李活巨擘哥倫比亞公司投資受創的話，自己將難以翻身。 跳離語言 幽默橋段身體化 面對國際市場，《功夫》尋覓出路‧有美國導演便指出：「周星馳的喜劇太本土化，經過翻譯就會褪色。」周星馳也同意：「對我來說，我最熟練的語言是廣東話， 但是熟悉它能夠聽懂它的只是一部分中國人，對內地、台灣和新加坡的觀眾來說，他們要聽懂就比較困難了。我希望我的電影能夠被更多不同市場的觀眾接受，包括 西方觀眾。」周星馳的答案就是跳離語言，發展「畫面和動作」，連幽默的橋段也身體化，放在身體語言及表情神態。事實上，《少林足球》排名日本最賣座的香港 電影第三位，意大利、法國觀眾也頗受落，但周星馳不滿意，因他體會到日本人觀看字幕不明白，阻礙這片的歡迎度，何况歐美觀眾。 不將投資放在演員卡士 《長江日報》記者問周星馳，香港的電影要走向國際，需要什麼條件？周的回答可歸納為三點，值得三思。第一，「我的電影不需要很多大卡士的演員，你會見到仍 然有一班跟我合作喜劇的演員，或者再加上一些新演員。」他指引的路向是不將投資放在演員卡士上。(2004年12月15日「周星馳解密《功夫》」) 動作戲——-港產片優勢 第二，「香港電影要走向國際化，現在的電腦特技也愈來愈重要，我也希望把電影帶向國際。因為在國際市場中，港產片的動作戲是最關鍵的。」對周星馳而言，港產片的優勢不在他獨特的無厘頭文化，而是動作戲。 電影內容 效果 最重要 第三，「我比較注重電影的內容及效果多於其他的元素，像攝影、美術、服裝、布景等等。」在另一篇專訪中，他也說：「李小龍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那個時候的 電影完全靠演員表演，不需要其他的東西。現在我們的電影業拍的功夫片很少不用電腦特效的，大多數電影都是武功跟電腦技術的結合，還要演員外形長得有特點， 服裝要精美，風景要好看，音樂要好聽。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真實加想像力。」(《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3日，「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大師周星馳專 訪」) 在步步為營之下，周星馳不再只是《喜劇之王》所強調的一個演員，轉為電影工匠，發揮拼貼的鬼斧神工，將武打、電腦特技、勵志、懷舊、愛情、無厘頭等材料煮 調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其他電影產業從業員是跟隨他，還是另闢蹊徑？周星馳的抉擇又是否反映着香港人面對全球化的選擇？ 移民計分制賤賣港人身份？ - 信報
行政長官董建華今年發表的施政報告表示，正醞釀在今年推動新計劃，吸引全球包括內地和海外的精英人才來香港發展，一般相信新構思就是專才移民計 分制度．香港在一年半前推行了「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不設限額，也不限行業，輸入的人才數目由本地人力市場的需要自行調節，亦可以帶家眷以受養人身份隨 行．這個計劃至今總共引入了約五千多名內地人才及數百家眷來港．有商界人士認為，這數量是杯水車薪，十數萬才有用。輿論幾乎一致贊成設立計分制，不過，計 分制處理不當，隨時變得東施效顰。 核心的問題是，「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的成效受制於本地就業市場的當下需求。有人批評這計劃被動，必須 由本地僱主先物色人選再申請。反之，計分制便「主動出擊」。特首在施政報告中說：「資金追逐人才，那裏有更多人才滙聚，那裏就能吸引投資。」這是否意味， 香港先吸納人才滙聚，即使有關的新移民尚未找到工作呢？根據《二○○二年人力培訓及工作技能需求機構單統計調查》報告，計劃在未來五年從內地聘請僱員的企 業及機構單位有三萬四千個，特首認為應該吸引人才來港滙聚，令三萬四千以外的企業也可以考慮？ 亦有論者提出香港缺乏內地人才，減低跨國企業投資香港的吸引力，因此應該在香港建立內地人才庫。然而，人才庫可以是在虛擬世界中建立。 待業「人才」對社會的壓力 筆者認為，勞工處應該北上，在主要城市設立辦事處，為有興趣來港就業的內地人作出登記。同時，勞工處亦和投資推廣署合作，為有興趣來港設立辦事處而同時 想招募內地人才來港的跨國企業作出人力配對，更安排在內地或香港會面。官方的配對工作變相是減低聘者及受聘者各自的尋覓成本，毋需滙聚一批無工作的「新移 民」在香港等待青睞。 說回和受聘脫鈎的計分制影響，當並未被本地公司吸納的內地人才，在香港變成求職「新港人」，會否增加「原港人」的就業競爭壓力？沒法或沒心找工作的「人才」如何確保他們對香港產生建設性作用呢？會否成為香港福利的負擔？ 當然，外國申請移民制度是有防止濫用福利的機制，例如申請人須要證明有支付一段時間生活費的積蓄等，香港當然可以效法，減輕這個問題。核心問題反而是，若不需要經過本地僱主聘請的「市場機制」，輸入的「人才」會否是「華而不實」的劣才？ 計分制只能將學歷、技能、年齡、語文能力甚至工作經驗量化為分數，有足夠總分數的內地人便能夠擁有「新港人」資格。他們找不到或不找適當工作，是何原 因？「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的一個結構性問題是官僚機制（例如繁瑣或寧缺勿濫的審批手續）。申請人的工作態度、職業操守能夠計分嗎？這類的計分制剔除了原有 的市場機制元素，以完全官僚機制的計劃所取代。沒有受聘僱主的「市場機制」，工作態度及職業操守差的劣才在他們在未得到「永久居民」身份的七年內，遊走於 本地人力市場，會對香港經濟及文化有何影響？ 沒經過受聘的市場機制，之後連續通常居住滿七年的優才又如何？他們既是優才，我們予以「永久居民」身份應該沒問題吧？筆者卻認為，好處不大，但卻有斷送香港人獨有資產的壞處。為什麽呢？ 永久居民身份證最大的資產並非在香港永久居住的權利。事實上，當香港和內地融合時，內地人來港旅遊及經商愈來愈利便，在人口流動的大趨勢之下，來港生活 及經商根本毋須永久居民的資格才行。永久居民身份最大的資產是和外國經商之便利。例如，內地人到美國經商（即申請Ｂ—１簽證）、觀光及探親（Ｂ—２簽證） 在出入境手續上都非常煩瑣。香港人可自由出入而毋須事先向政府申請，幾乎可以說是暢通天下的特區護照便轉化為對外洽商的矜貴資產。當內地企業也可以「自由 行」來港，港人的身份自然成為珍寶，怎可賤賣予沒在香港七年工作的人才呢？ 微調計劃減輕資訊成本 如果計分制無需先得到香 港職位便獲取移民資格，將令港人身份的身價大貶值。若計分制需先得到香港職位，那麽便是對現有「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的微調。以往，審批是經入境處官員主觀 評定，令申請成敗變得不明確，於是主觀評定機制產生資訊成本。資訊成本太高，令聘者及受聘者都卻步。引入客觀計分制有助減低相關資訊成本。筆者亦認為應該 考慮引進勞工處對有關工種供求的專業評分，而入境處官員主要的考慮因素只減少至保安範圍。 計分制對優化香港人口的貢獻是有限的。九七之 前，外籍人士來港旅遊，找到本地人供應不足的職位便取得工作簽證，之後，經過數次續證，便可以擁有無條件逗留資格，落地生根，自由出入，成為變相的香港長 期居民。現在，我們只要對內地人有同等安排，來港經商及讀書的內地人，其後在獲得受聘合約後便可以較寬鬆地獲取工作簽證，續七年後便名正言順地獲發永久居 民身份證。這不是比脫離受聘機制的計分制更有實效嗎？ 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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