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屋政策不應屈於政治壓力 - 信報
傳媒流傳的房署考慮方案中，包括禁止三十五歲以下人士申請公屋、不准現居公屋的年輕單身人士獨立申請公屋、只提供共用設施單位、實施評分制訂立優先上樓次序，以及每年限量供應單位。 單身定義欠清晰 很多方案都有助減低年輕單身人士公屋的財務負擔，但不少人亦傾向將年青單身人士定為較低優先次序。核心問題似乎仍然不敢硬闖，是因為忌憚民粹政治壓力？政府承擔數千億元，令年輕人離開直屬家庭，理據何在，為何不擇善固執？ 房署看來並無針對有關問題的核心，單身人士的定義是否應該釐清。在公屋申請中，所謂「單身人士」並非是在婚姻上單身，部分申請人在內地已婚甚至有子女， 只是他們用了「單身人士」的途徑申請。另外，他們也不是在住戶上單身，逾五成半六十歲以下單身公屋申請人現與家人同住，而三十五歲以下單身公屋申請人更有 七成的比率。也就是說，當他們獲配公屋後便搬離與家人同住的單位。可見，大部分單身申請人根本不是成熟的家庭單位。房署為何要付出數千億元鼓勵年輕人離開 父母呢？ 因此，房署應該修改「單身」的申請資格，必需是沒有和父母同住，申請時必須並提供住址證明。當正式獲配公屋單位前，房署可以突擊調查單身申請人是否真的住在有關住址，又是否與父母同住。在被查出欺詐的可能之下，沒有真實需要的單身申請應該會大減。 另外，房署亦應考慮到，和中年及老年的申請人不同的是，年輕人的經濟狀況變化很大，年輕單身人士的公屋租約應該是短期性的，應該和一般的租約有所不同。 年輕單身公屋租約應該是兩至三年，約滿後仍然要符合當時單身申請者的收入及資產限額規定。有關的論據同樣適用於年輕夫婦，房署亦應該只以短期合約租予公屋 單位。 修訂申請年齡資格 至於房署考慮的其他方案，部分亦應採納，但需要作出修改。筆者認為愈來愈人選擇獨身生活，禁止三 十五歲以下人士申請公屋是不合情理，亦很可能違反婚姻狀況歧視的有關法例。因為在三十五歲前結婚的市民可以申請公屋，但選擇獨身的卻要等到三十五歲以上才 有資格申請公屋，這會構成不公平現象。以往，十八歲開始有資格申請，等候七至八年才上樓，現在輪候時間大減至一至二年，開始有資格申請的年齡亦應相應提高 至二十五歲。 然而，劃一禁止二十五歲以下的市民申請單身公屋，或許會忽略個別有需要的個案，因此筆者認為他們若有特別原因，房署可以接 受個別申請，以恩恤的角度作出審核。另外，現居公屋的年輕單身人士獨立申請公屋前必需刪除戶籍，並證明在其他地方居住。不要以為單身公屋申請人大部分來自 公屋分拆戶，事實上來自私樓的佔六成多。 香港公共房屋發展已屆成熟，不應再屈於民粹政治壓力，浪費珍貴公帑，理應騰出更多資源，放在教育及醫療等範疇之上。單身公屋．二之二 《大長今》與港韓電視劇產業 - 信報
韓風凜冽，《大長今》橫掃亞洲，本港也全城哄動。《大長今》不單風靡亞洲華人，亦在泰國、越南、日本等地熱播，甚至登陸美國、埃及等地。《大長今》所象徵的是南韓文化產業的國際化。 《大長今》的成功在於各方面都細心鋪排，主角的勤勞、善良、聰慧、擇善固執性格令人討好，醫藥、飲食、服飾及禮儀令情節豐富，選角、佈景、道具、場景、 配樂都精挑細選。《大長今》更要做到老幼咸宜，導演李秉勳說，他拍這齣劇最主要是給青少年看，把韓國傳統價值觀傳遞給他們。為適應他們的口味，《大長今》 劇情發展緊湊些，對白節奏快些，畫面多些色彩，配樂也是年輕人較喜愛的。它的成功絕不是偶然的，是精心設計的結果。 《大長今》可說是一 齣知識型的電視劇，無線的外購劇買手形容它為資訊型戲劇。事實上，南韓人對「醫女」制度根本不甚了了，關於大長今的歷史記載據說也只出現過十五次，故事不 詳。為了創作《大長今》，編劇金榮眩看過上百本書本及典籍，瀏覽不少網站，歷史考證及風俗研究輕率不得。連續八個月，每星期七天不停研究、思考及寫作，最 後完成二千多頁劇本。和博士論文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其知識型取向可見一斑。 在南韓，這不是偶見的。導演李秉勳每次製作電視劇集都花上兩年時間，其中一年半是事前準備功夫，如搜集歷史資料、考究有關學問等。他們深信，劇集內容紮實、精緻，還是虛浮、粗疏，觀眾眼睛是雪亮的。相反，在香港，電視劇的歷史感薄弱，文化背景更是全然不顧。 另外，劇組開拍時，南韓編劇一般只會寫好三分一的劇本，之後會公布這些劇本的前部分，會在座談會和觀眾交流，亦會放到網上，吸納觀眾意見再改進。《愛上女主播》最後兩集便有三個版本，最後由觀眾投票來決定。 南韓注重「劇本」 南韓劇本是戲劇之本，但香港卻不是如此。香港編劇有時甚至可有可無，待遇微薄，前景黯淡。如何扭轉呢？南韓在文化產業上運用獎勵措施來推動人才發展，港府應否效法，設立獎勵，每年為最出色的編劇及不同製作人員頒獎，予以獎勵，起碼可以為他們打打氣呢？ 事實上，這是南韓培養人才的其中一環。南韓政府在二○○○年至二○○五年間，總共投入二千多億韓圜（約十幾億港元）培養綜合型文化產業的人才，重點培養 電影、漫畫、遊戲、廣播等產業的高級人才。另外，南韓亦針對文化藝術家和文化產業工作者少相往還的問題，加強兩者交流及合作，提升文化產業藝術水平。而香 港在文化藝術培養不少人才，但文化藝術沒有產業化，而文化產業課程卻不多，香港的大學是否應該設立文化產業系呢？ 建設知識經濟強國 然而，單靠人才也不一定可以令一個產業成功。認真創作不是製作人員一廂情願便可以達成，始終不能脫離市場定律。事實上，南韓文化產業的戰略是，利用國內 市場收回製作成本，在海外市場贏取巨利。南韓的國策便是建設成為二十一世紀文化大國及知識經濟強國，又訂定目標，在二○○五前把南韓在國際文化產業市場佔 有率由百分之一增加到百分之五，打入世界五大文化產業國家之列。 南韓電影在二○○三年向五十六個國家出口了一百六十四部電影，總值逾三千萬美元。在二○○三年，南韓平均每部電影出口價格約為一百五十萬港元，比二○○二年上升七成多。 由於定睛於龐大的國際市場，規模便可增大，有經濟效益的基礎下，製作認真才變得可持續。香港的六百多萬的本土市場是不足夠的，因此，對香港電視劇產業起 關鍵性的促進作用的是，和珠三角融為一個經濟及文化體系。即使只和深圳在文化市場上成為一體，「本土市場」也提升至一千二百萬人的規模，精細製作便有更大 的可能。但無論如何，製作人的創作眼界必定要國際化，文化產業才可有所作為。 但發展文化產業，文化視野是不可或缺。可歎的是，《大長 今》這個知識型的文化產品卻在香港被簡化為「逆境自強」論述。若單是「搏殺」精神便可拿得人心，香港電視台無需外購劇集。劇中，長今努力不懈也曾不得要 領，奮鬥作為最高信念是曾被否定。長今在醫女考核時曾被內醫教授評為不合格。她以為教授對她有成見，努力服侍眾人以求獲得改觀，卻換來教授的一句冷言。她 最終領悟到，她的自以為是，過份自信，原來是上乘醫道的大忌，自大造成盲點，孕育誤診，盲目努力並不是對症下藥。劇中引入的正是「自己是會錯的」的知識論 觀點。 不單《大長今》劇集是知識型，連主角的角色也是知識型的。她好奇，好學，好實驗，好嘗試，令她創造出不凡成就。然而，在電視劇最 後一幕，她為病危的孕婦開刀成功，連番說：「我都說可以的嗎，為何說不行呢？」最後換來丈夫的慨歎：「她不是屬於這個時代的。」這一句結語是一個前端研究 者的普遍慨嘆，這是為《大長今》定調，訴說研究精神往往不容於世。 沒有知識、智慧做基礎，知識型文化產業是沒法拓展的。但香港人心靈卻離之甚遠，甚至可說是反智的。 最近在一個民間智庫的內部路向研討中，一名成員提出，這個智庫只要做好幾個迫切的社會議題如醫療融資等便足夠，其他可以不理。連智庫也不策勵自己高瞻遠矚，也不先天下之憂而憂，不求智，也不儲備管治方略，一般人又會如何？ 香港的大學一時是象牙塔，一時卻為名利場，教授們都無暇關注本地需要，貢獻所長，提升香港施政及文明水平，因為他們要放眼國際化的主流學術論述。一位學 者這樣說：「過去的十年，在美國頂級學報出版文章被弄成香港各大學的旗幟，是議論教授們成敗得失的最重要指標。大學動用獎勵制度，聲勢浩大，鋪天蓋地的把 長官意願加諸各學者身上，令學術研究喪失本性，變成權利和利益的交換品，成為滿足當權者虛榮心的工具。」（《信報》二○○四年七月二日，「一個邊緣學者的 感受」） 香港文化病入膏肓 在商界眼中，研究是市場推廣的一部分，研究經費就是支持自己經濟利益的論據搜索費。在政客眼中，進行客觀政策研究是自討沒趣，和選民利益相反的取向是（選）票房毒藥。在大眾眼中，研究沒有知識內涵，只是問卷調查，搜集民意。 在過分實用的導向下，港人眼中很多知識都是「無用」的，不屑一顧。辯論其實是「吹水」，分析是煩瑣，認真思考太沉重，對什麽什麽主義都敬而遠之。打下紮實基礎是只懂辛勞的愚牛，不能即食即賺的知識只是多餘。 病入膏肓的香港文化，能夠推動知識型的文化產業嗎？ 疏導交通機制常規化 - 信報
東九龍癱瘓性大塞車事件之後，民怨沸騰，輿論大聲討伐。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聯同六個政府部門在記者會上向市民致歉卻不認錯，強調各部門並無掉以輕心，亦已盡了全力。 香港政府作為典型官僚系統，各部門劃清有限職責界線，不會隨意「越權」，「盡忠職守」，「全力」照本子辦事，精確但因循地完成細緻任務，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在龐大政治壓力下，他們無奈地以歉意平息眾怒，看來是「果斷」施政作風所驅使。 共同責任變成責任散失 港式官僚體系能夠有足夠行政能力，處理事先可預計的問題，例如東隧加價引致紅隧可能大塞車的問題，官員處理得游刃有餘。但突發事件呢？當然不能，否則沙 士也不會發展到貽笑天下的亂局。在港式官僚體系下，在深怕被責備不負責任的文化下，大部分官員都根據既定程序處理特定問題，最怕犯錯，少做少錯，錯了便會 （在背後）推諉，找不到他人犯錯時便提升為部門間的協調問題。人沒錯，只是機制出錯，事出突然。於是，據報警方與運輸署當日都沒有官員「拍板」作決定，於 是處理交通癱瘓問題既不「明快」，也不知誰應「果斷」。 解決官僚各自為政問題的首要條件很簡單，便是一個有統籌機能，能夠駕馭不同部門 的「話事人」。手做手的事，腳做腳的事，整體便當然支離破碎。「大腦機制」是非常重要的，但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只做協調，對交通改道及封路由運輸署及警 方「共同」決定。根據筆者很顯淺的管理學常識，「共同責任」隨時變成「責任散失」（dissipation of responsibility），因為權責不清晰之下，根本「無人有權」，也就無人主動負起責任，作出明快決定。 官方承認，向公眾發放 消息的方式不夠清晰，一直沿用的「非常繁忙」及「嚴重擠塞」等交通擠塞警告字眼未能引起市民注意，考慮加上更強字眼的級別，又考慮發布由Ａ點至Ｂ點所需交 通時間。多了一個「癱瘓」級別又如何？交通擠塞程度有何客觀標準？若沒法客觀評估的話，運輸署官員仍然會作出溫和評級。為什麽？如果運輸署官員肯面對現 實，只要打三個電話到三家電台，「肉緊地」提出「癱瘓」的交通實況，甚至呼籲不停發布的話，電台一出街，電視以至流動電訊營運商也可能發出訊息，市民之間 亦將訊息迅速相傳，局面會完全不同。 問題的核心根本不在「措辭」，而是在官員的心理上。公務員的心理都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想自 己負責的工作在傳媒上出現大肆報道。被傳媒定睛的事物，很易出現尷尬場面，甚至欲加之罪（如擾民）。因此，主觀地期望事件很快解決之下，「淡化」的措辭是 自然的，任何警報系統也只會和自保心態掛鈎下才啟動。 不少傳媒及政客在心理上以屈辱高官為快，抨擊的重點都放在道歉的行為及誠意上。低頭認錯、體現問責精神又如何？不作深入反省，大塞車事件重現是理所當然的。在天災之下，運輸署的責任似乎只是發放準確訊息，塞車是無可避免。哪個部門負責疏導交通呢？ 現場應變措施必不可少 筆者當天在下午及晚上三次來往土瓜灣及灣仔，車龍一直寸步難行。漆咸道都堆滿巴士，大部分巴士乘客都下車再另謀辦法。如果有交通警員安排的話，大批空巴 士可以調頭離開車龍。事實上，不少車輛是可以離開車龍，甚至找地方泊下車輛，再轉乘地鐵去目的地。一條車龍往往令心急車輛停在黃色方格內，結果垂直行車線 也受波及。現場交通管理及指揮是必需的應變措施，否則塞車問題一定不斷擴大。面對塞車，各部門的最高目的不是發放準確訊息便事不關已，而是疏導交通，特別 是現場交通。 為何緊急事故協調中心在大塞車才啟動呢？塞車涉及人民的生命及財產。救傷車被困涉及人命，營業車被阻影響付運，不少商機或 許在車龍中錯失。因此，處理交通擠塞問題為何不常規化？正如打擊違例泊車是常規化的，為何不多加聘請交通輔助人員，廣布在不同交通黑點，將違例停在黃格造 成擠塞的車輛拍下照片，協助作出檢控，從而收到阻嚇作用？運輸署及警方也應成立地區性的協調隊伍，共同疏導現場中、小規模的交通擠塞事件。地區問題受控 制，塞車問題便可以小事化無，亦同時減低小事化大的機會。當發現問題超乎常設規模時，緊急事故協調中心便自然啟動，由中央作整體安排。 運輸是工商業的血管，市民生活的載體，經濟復甦更會令塞車問題尖銳化，確保交通暢通是一項民心所向的軟性基建。 《老鼠愛大米》與網絡文化產業 - 信報
《老鼠愛大米》——一首被樂壇中人看不起的網絡歌曲，自去年底開始 突然《潮爆》全國，紅遍卡拉ＯＫ場所．作者楊臣剛一登龍門，升價萬倍，廣東飛樂唱片斥資五百萬元與他簽下五年合約，計劃發行五張個人專集。去年底推出的大 碟大收旺場，賣出近百萬張，單是彩鈴下載也有一千萬元收入，楊臣剛和唱片公司可以分得四百多萬。 不但國語及粵語版奇貨可居，韓文同日文 音樂版權亦已賣出．連證券界也關注這個現象，《中國證券報》說：「如果現在還沒有聽過《老鼠愛大米》，那麽就像二○○四年年初沒有經歷刀郎帶來的第一場雪 一樣，非常之Out。」（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國唱片銷量如女士年齡般奇妙」） 《老鼠愛大米》的商標被外人搶先註冊，叫價升至 人民幣七千萬元。《老鼠愛大米》的周邊產品也成搶手貨，楊臣剛寫的同名小說在一月推出，短短數月，銷量數以十萬計。聯同其他網絡歌手，楊臣剛親自擔綱主演 的中國首部網絡音樂電影《老鼠愛大米》亦在五月全國推出，未來還有電視劇同電影。 互聯網不只是一個訊息傳遞的平台，更是創造神話的理想國．這一個網絡神話是由於《老鼠愛大米》或楊臣剛的神乎其技？不。大部分評論員都認為只是「大路」作品，旋律簡單、唱功幼嫩、歌詞通俗，還有點老土甚至媚俗。 那麽，《老鼠愛大米》為什麽會走紅全國呢？作為網絡音樂的代表，《老鼠愛大米》揭示新一代的文化傾向。純真質樸就是它最大的吸引點，題材的簡單和旋律的 輕快造就平民性，令一般人聽兩次就會唱上口，都會哼兩句。它輕鬆、自由、隨和、親近，切合年輕人的喜好。連小學及幼兒園兒童也迷上它，更有教育界人士關注 網絡歌曲正在淘汰兒歌及童謠。 網絡音樂制約繁多 事實上，《老鼠愛大米》及楊臣剛不是偶發現象，除了楊臣剛，全國流頌的大 陸網絡歌手還有香香（《豬之歌》）、唐磊（《丁香花》）及龐龍（《兩隻蝴蝶》），台灣亦有歐得洋（《北半球》）。這反映了網上群體的文化，相比於精心打造 的專業歌曲，他們寧要反璞歸真的一份感動，不要矯情造作。 不過，作為一個文化產業，網絡音樂面對很大的制約。第一，由自我表達及宣泄轉 而參與產業運作並不容易。網絡音樂單靠親民性而一夜走紅，但歌手缺乏獨特的魅力和實力，例如唱功、談吐、台風及音樂造詣，難以馳騁流行樂壇。因此，很多網 絡歌手走出網外後，仍然是一曲走天涯。當然不少網絡歌手都被簽下，迅速推出多元化文化產品，套取可能是一縱即逝的時尚利潤。 第二，版權混亂。網絡歌曲一流行，便吸引數個版本的歌手。而由於楊臣剛早年多次以不同形式賣出《老鼠愛大米》的版權，市面上亦出現多個版本。其中，王啟文版本在內地賣出超過十萬張，在港賣出二萬五千。不但如此，版權的訴訟也構成一個困擾。 第三，知識產權的保護不足。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二○○五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俗稱文化藍皮書），內地音像市場產值約為四百億元，但正版產品 的銷售額只佔一成，而壓縮ＤＶＤ盜版碟的面世對正版音像產品的銷售更形成極大的打擊。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正版產品難以提價，版權費也受制。於是，除非有 媒體炒作的元素，網絡音樂產業不易謀取巨利。內地傳媒的報道就顯示，大多數音樂版權的價格在一萬元人民幣上下，有些甚至連一千都不到。 內容產業商機無限 更大的網絡商機另有所在。郵電大學教授楊義先提出，「內容產業」是網絡文化產業的核心，全球的年增長率達百分之三十三，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新增長點。在內地，網絡遊戲產業產值已經超過了電影業的總票房收入，即將超過音像業甚至電視業，從而成為中國的龍頭文化產業！ 文化藍皮書也指出，網絡信息內容產業繼續急速上升，其中遊戲內容產業繼續每年近百分之一百的增長率。二○○四年上半年中國網絡遊戲產業產值達到十五億五 千萬元，估計到今年全年可以超越六十億元。無怪乎，分別擁有網絡遊戲《大話西游》及《傳奇》的廣州網易計算機系統公司的丁磊及上海盛大網絡公司的陳天橋在 二○○三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排名第一及第六。 根據《中國稅務報》（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報道，單單《傳奇》一款網遊產品在二○○三年已經有收入四億元，而全國的電影票房總收入只不過是八億元。平安證券ＩＴ行業研究員指出，整體產業的淨利潤將達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 中國科學院更將網絡戲通用引擎研究及示範產品開發兩個項目正式列入國家八百六十三計劃，顯示國家的支持重視。而事實上，網絡無疆界，二○○三年在內地運 營的七十四款主流遊戲中，南韓產品佔近一半，估計今年南韓從中國網遊市場獲得超過十億元的收入！港人又可否分一杯羹呢？ 網絡文化的興起，席捲全球，中國的文化產業經歷巨變，傳統形式不斷被侵蝕，而掌握這個偌大的商機必須認識網絡文化。 香港創業率低迷的深層問題 - 信報
全球創業領域最權威的國際研究項目─「全球創業觀察」（Global Enterpreneurship Monitor）最近公布二○○四年報告，在三十多個參與研究的國家和地區中，香港人的創業活動排尾三，僅高於斯洛文尼亞和日本。 「全球創業觀察」由倫敦商學院及巴布森學院（Babson College）在一九九九年創立，二○○四年度有三十四個經濟體系參與。香港在二○○四年的總體創業率（ＴＥＡ）為百分之三，竟然比一直聲稱學習香港人 創業精神的新加坡（百分之五點七）低得多。令人驚訝的是，香港在二○○二及二○○三年的總體創業率分別為百分之三點四及百分之三點二，排名倒數第五及第 四，而去年經濟出現復甦，創業率仍然不升反跌，持續尋底！ 缺乏商機是問題核心 參加研究的三十四個國家及地區總共有五億六 千六百萬人口，其中七千三百萬人在四十二個月內創業，平均創業比率為百分之九點三，即十一個人中便有一人創業。而香港只得十四萬二千萬人創業，三十三人才 有一人。不少評論便指，香港人創業心意識低，缺乏創意，政府應該推動創業。但這類想當然的說法再一次顯示港人不求甚解的文化傾向，如果創業成功率低，扭曲 創業的值博率是非常不健康的。 實質進行創業的多寡不等於創業的動機，而這項研究的着重點不是在創業精神。樂觀地看，創業率低迷可能只是由於香港經濟陷 入低潮已經超過六年，因此在四十二個月內沒有參與創業活動。根據其他國際性調查，香港創業精神仍然非常突出。在具權威的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ＩＭＤ）《世 界競爭力年報》，在二○○一及二○○二年調查不同經濟體系設立企業的普及情況，香港都位列第二。 在經濟文化上的研究，香港人心態一 直是「寧為雞首，不為牛後」。香港充滿「生意人」意識，不斷鑽門路、做新的買賣、留心賺錢機會，創立了五十萬家中小型企業。根據歷次香港社會指標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研究計劃中，被訪者認同「工字不出頭」的看法一直很高，在九二年，贊成的人數有百分之四十四點八；九七年，同意的比例亦有百分之 四十一點五。（鄭宏泰，黃紹倫，一九九八，「試論香港人創業的動機」輯於劉兆佳等編《華人社會的變貌：社會指標的分析》，三九三頁）若用更直接的提問時， 同意「自己創業做老闆比受雇於人好」的被訪者在九二年及九七年分別有百分之五十三點六及百分之五十點三。（三八二頁） 事實上，這項研究 將創業活動分為「需要主導的創業活動率」（Necessity Enterpreneurial Activity）及「機會主導的創業活動率」（Opportunity Enterpreneurial Activity）。前者反映指人們在過去四十二個月內，因沒有足夠的工作而「被逼」創業，後者則指創業人發現有可為的商機而去創業，顯現出創業活動的自 主性。而「整體創業活動率」（Total Enterpreneurial Activity）就是兩者之和。在全球二○○四年的創業活動中，三分二是機會主導，三分一是需要主導。在需要主導創業方面，和一個社會的福利往往是存有 反比的關係。香港的有關排名並非太低，位列第二十一。 在香港社會指標研究中，「如果有機會，會否選擇創業做生意」的提問中，答「會」的 被訪者在九二年有百分之七十七點九，一九九七年也有百分之七十三點二。（三七八頁）換句話說，有四分三人是潛在「機會主導」創業者。但在二○○四年，香港 機會主導創業率只得百分之二，排行全球排二，可見香港缺乏商機是問題核心。 被內地經濟比下去 環顧全球，最多創業活動 是在消費服務上，但香港舖租的急升對這種創業活動打擊至大，或許是自由行商機推高租金後的後遺症。正如綜合企業翹楚、太古集團大班何禮泰去年中的一席話慨 歎：「香港商業環境過分成熟」。何況，香港商機自然會被生機勃勃的內地經濟比下去，再加上不利營商核心因素的租金及工資回升，怎能樂觀？ 「全球創業觀察」還有更深刻的經濟洞察。他們發現創業活動和人均生產總值是一個Ｕ型關係。那就是說，對於較低收入的經濟體系而言，人均生產總值愈高，整 體創業活動率愈低，直至人均產值達到三萬美元便開始改變。在這個產值水平之上，人均產值愈高，整體創業活動率愈高。在低收入體系，需要主導會成為創業動 力，而在高收入體系，機會主導創業會增加。但香港正正是在這個Ｕ圖的底部，高不成，低不就，反映着香港核心的經濟問題，也或許可以解釋近年來香港的人均產 值沒有寸進的現象。 避免創業家外流 可以告慰的是，「全球創業觀察」除了制訂整體創業活動率之外，亦制訂一個傳媒沒有報導的「企業創業活動率」（ＦＥＡ）。ＥＡ量度一個經濟體系內企業以創意開拓市場的普及程度，香港在二○○三年排行第八。而根據兩個創業活動率的總和，香港在全球創業最終被列為中等。 根據《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管理階層的創業精神跟美國及以色列一直位列前茅，在二○○一至二○○四年，香港只曾在二○○二年位到第二，另外三年都排首 位，二○○四年有關指數為七點六一，比二○○三年的八點一四回落不少，當時比第二的美國七點八三高很多。國際管理及資訊顧問公司埃森哲 （Accenture）亦曾在二○○二年月公布一項訪問二十五國一千名行政人員的全球企業創業化的調查。企業創業化是指員工與企業共同努力，透過創意、主 動及承擔風險，令企業業務增值。調查結果顯示，本港在企業創業化上全球排名第四，僅次於美國、日本及德國。然而，香港人的創業精神始終必需善加引導，否則 會出現創業家外流的問題。 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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