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日旅遊大有可為 - 信報


  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為期三周的「傳統節慶巡禮」結束。旅發局打算透過有關活動吸引遊客親身體驗天后誕、佛誕、長洲太平清醮及譚公誕四個香港傳統節日的民間慶典。旅發局又耗資九百萬元,在中環碼頭設置廟會。

  旅發局原本估計,若以每周訪客達五十萬人次計算,三周的廟會活動可以吸引一百五十萬人次訪港。明顯地,所有旅客包括商務旅客都一定會去廟會嗎?更重要的是,受節慶活動吸引而來的旅客又有多少?

   譚公爺四十年來再次出巡,有約二萬群眾及善信夾道歡迎,四十年來最為盛大,不過,二萬人中有多少是旅客呢?長洲太平清醮首次連續兩天舉行飄色會景巡遊, 大會估計共有六萬五千人參與,不過大部分是本地人,較前天五萬人大幅減少。事實上,即使正值「五一」黃金周,又適逢准許自由行的內地城市增加四個,至四十 四個,但於黃金周來港的內地旅客人數反而比去年同期少百分之四,而前往觀看四個傳統節日的內地遊客並不多。

  長洲迫爆了,大街小巷擠滿人潮,旅客動彈不得。平安包兩日賣出五萬個,不過受制於規模樽頸,生意額已達飽和,即使遊客再增加,生意亦「做唔切」,無法再擴大經濟效應。

  旅發局視「廟會」為四個節慶的精華,推動旅客親身到舉行這些慶典的地區,親身參與當地的節慶活動,但有專欄作家就批評有關設計的視野連「世界之窗」都不如。

重新定位

  旅發局一直向外地旅客推廣香港購物、消費及美食,將視野擴闊至文化層面,有助增加香港旅遊資源的深度。首次舉辦傳統節慶巡禮的成績不理想,並不代表這個構思不可行。筆者認為,只要作出詳細檢討,參考外地經驗,並重新定位,香港節慶旅遊大有可為。

   事實上,節慶是一個大市場。根據國際節慶協會(International Festivals & Events Association),全球每年約有一百多萬個節慶活動,是一個二百五十多億美元的全球市場。根據《中國貿易報》的引述,旅遊協會(TIA)統計,在 一九九八年兩成的美國成人在旅行中參加了節慶,另外他們的調查也發現,和美國其他的旅客比較,節慶旅客更年輕,收入更高,逗留的時間更長,旅行開支更高。 強大的市場需求製造出龐大的供應。

  三星期的德國慕尼黑啤酒節吸引遊客二百五十萬,收益約十億歐羅;奧地利薩爾茨堡文化節,一周吸引遊客 二百四十萬,七成來自國外;海牙北海爵士音樂節是吸引七十萬人參與,其中四分一是外國遊客,門票收入非常可觀;巴西里約狂歡節二○○四年為當地政府提供了 逾二十億港元的收入。

  有沒有想過,若歐美旅客有興趣參與中國的節慶,他們有多少選擇?根據《中國貿易報》(二○○六年五月九日,「實施『常實高』戰略 滿洲里節慶活動推進口岸貿易」)據估計,全國節慶(包括傳統及現代)數目超逾五千六百個!香港的四個傳統節慶可以分得多少市場份額呢?

   本地節慶當然要發展,但更重要的是要發展另一個定位。差不多在「傳統節慶巡禮」的同一時間,有一個少人知道的文化廟會活動在香港進行。寧夏回族自治區政 府在星光大道舉行文化廟會活動,以西部民族服飾、舞蹈與音樂,剪紙、泥塑、書畫等民間藝術,展現黃河文化、回族風情及大漠風光。事實上,寧夏文化廟會是寧 夏(香港)經貿文化旅遊活動周的其中一個活動。

招商引資

  在內地,節慶的目的往往是為了招商引資。例如內地的《經濟日報》 便曾報道,「辦節辦會已經成為各地招商引資、搞活地方經濟不可缺少的方式。」(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怎樣把節慶文化做出『彩』來」。在二○○五年獲國 際節慶協會評選為IFEA全球節慶行業獎的得主—廣西南寧的國際民歌藝術節,在一九九九年開始舉辦,頭四屆便總共簽了七百億元人民幣的項目。(《中華工商 時報》二○○二年十二月九日「特色文化成就特色經濟西部插上節慶『翅膀』」)

  可見,作為一個國家經濟中介人,香港在提供內地商貿及投資機會的同時,理應同時定位為內地節慶的第一展覽點。香港節慶活動的目標是,當外地旅客計劃到內地體驗各式各樣的傳統及現代節慶,首先會想起香港,香港包羅萬有。

  今次旅發局舉辦的廟會是各個本地傳統節慶的引子;將來,香港的定位應該轉為中國節慶的引子。


香港產業結構向金融業傾斜 - 信報


  筆者一直撰文分析香港的產業結構失衡的問題。無論物流業、旅遊業、零售業都將邊緣化,而香港金融業將會獨大。無論政策或職場考慮,港人都寄望金融業。

   前衛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利維特(Steven Levitt)最近接受香港記者訪問,認為全世界像是只有香港人,或者移民到英美的中國人後代,有能力同時駕馭中英文兩種語言,因此不用擔心邊緣化問題。 在二○○三年,榮獲美國四十歲以下最優秀經濟學家美國克拉克獎,他最近寫了一本名為Freakonomics的書籍,內地譯為《魔鬼經濟學》。在《魔鬼經 濟學》中,他提出了凡人以為荒誕的勞動市場經典法則(頁一○六—七),那就是,當很多人願意競爭一份工作時,這份工作的報酬通常不太高。

就業動力與盈利不相稱

   他指出,一些較出風頭的行業如影視業、體育運動、音樂會、時尚界等,這情況很明顯,萬人中或許只得一人脫穎而出。即使是不太耀眼的行業如出版、廣告、媒 體等,也有大批聰明的年輕人趨之若鶩,為出人頭地的機會,寧願長期忍受薪酬低的工作。因為他們在想,在職場中,要由底層開始。但在前景秀麗的行業中,太多 人這樣想,結果卻造成「粥多僧更多」的情況。

  看看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的一般工資(即督導級、技術員級、文員級及其他 非生產級工人),在九七年九月,平均工資為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六元。到○五年十二月變動不大,只略為上升至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五元。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 務業在同一期間不單沒有上升,更是下跌近一成,由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元跌至一萬零三十九元。

  香港金融業的強勢太顯露,造成太多的人力供 應。究竟它有多大的吸納能力呢?在二○○四年十二月至二○○五年十二月,香港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新增的就業人口只有二萬七千人,可見金融業的就業 動力不大。相反,單單是出入口貿易業,同期新增就業人口就比這四個行業組別的總數高出一倍,達五萬五千。

  金融業的就業動力,和盈利能力是全不相稱的。例如二○○五年,投資銀行在香港新股上市方面的業務獲得一百六十一億美元收入,不過製造的工作崗位不多,也不長期。金融業的就業危機還有另一個因素,那就是覆舟式的游資氾濫。

   正如前聯儲局局長格林斯平別後贈言,近年實質長期利率低企及證券價格大升,全世界的資產價格升值速度超過了全球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這種現象不可能無休 止地繼續下去。他警告,資產價格最終會下跌,是由於全球資金過剩。大量投資資金成為游資,在環球找尋升值機會。有估計在二○○四年逾七萬億美元的短期資 本,流動於世界資本市場,相當於全球年國民生產總值二成。根據包括全球大部分最大商業與投資銀行的國際金融協會(IIF)的數據顯示,二○○四年流入新興 市場的淨私人資本達二千八百億美元。對沖基金全球興風作浪

  據估計,全球有超過八千隻對沖基金,控制資金超過一萬三千億美元,富可敵國。對沖基金到處流竄、興風作浪之下,無可置疑的是,資產的價格波幅大幅擴大。不過,對沖基金也很少聯手行事,更嚴重的問題來自傳統基金。

   傳統基金在回報率上也競爭激烈,表現稍差便有投資者贖回,例如麥哲倫基金便曾擁有一千一百億美元資產值,之後回落一半。當傳統基金持有的投資項目價格由 高位回落,傳統基金避免在調整期表現回落,被迫套利以鎖定回報率,期望低位回補,結果原本不同取向的傳統及對沖基金,仿似聯手般將資產價格舞低弄高,造成 骨牌效應。

  受中國投資熱影響,龐大游資泊港,緊跟恒指的傳統基金市值估計逾一千六百億港元。游資的推波助瀾之下,即使港股的基本因素不變,前述的基金行為本質上便是無風起浪,擴大價格波幅。

宏觀來看,香港的產業結構愈趨失衡,愈來愈倚賴金融業的昇平。然而,能載舟的金融資本氾濫,在全球深層經濟體系不平衡之下,正掀起覆舟性的巨浪,坐在同一舟中的全球民眾將面對香蕉船式的搖擺,多少人拋出船外?又有多少人期待方舟的拯救?

港商投資內地須配合國家策略 - 信報


   國務院先後推出所謂「國六條」及「國十五條」措施,再對房地產業進行新一輪宏觀調控,包括壓抑銀行對地產發展商的貸款,限制土地發展用途,以及增加廉價房供應等。

  在國六條公布後,有學者便擔心房地產融資受限制之下,資金充裕的外資反而擠走資金不足的本地資金,形成「國退洋進」可能趨勢。不過這看法是脫離中央對國際政經局勢的對應策略。

轉向嚴進更嚴出

   事實上,國際商界及政界都軟硬兼施,催逼人民幣升值。在這個壓力下,海外資金紛紛流入內地,搶購人民幣資產,坐享其成(升)。當泡沫形成,樓價升至吸引 套利水平後便紛紛撤走,造成爆破。因此,國家對外資進入房地產業的策略必定由以往的「寬進嚴出」轉向為「嚴進更嚴出」。

  內地對外資走進房地產市場的憂慮一點也沒忽略。上海證券交易所研究金融經濟和資本市場的胡汝銀教授在去年六月表示,國際熱錢流入內地總量超過一千億美元,進入最多的投資項目便是房地產。出席同一場合的美國托列多大學張欣教授的估計,則有逾一千二百億的熱錢。

   但海外熱錢不一定是游資,更不一定是投資超短線的大型對沖基金,更大的可能是來自為數眾多的海外人士,特別是海外華僑。根據國家外滙管理局資料,○五年 外資機構在內地購買房地產的總額為三十四億美元,從境外流入的僑滙卻有一百七十四億美元,港資自然是大戶!港人投資內地房地產必須知所進退,也不要以為有 錢投資便受歡迎。愈來愈多官方言論及措施顯示,中央對外資將會有選擇性待遇。

  根據人民銀行的《二○○四中國房地產金融報告》,當年房地產開發的資金來源中,外資佔百分之十三。另外,根據國家外滙管理局於二○○五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外資在中國房地產市場中的比例約為一成五。比例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不過,官方新華社在六月初發表文章,將外資熱錢定位為煽風點火。文章引述台灣專業人士的看法,外資炒樓有「點火」效力,一億元熱錢往往能帶動十億元國內游資的跟進。

明言不歡迎惡意炒作

   事實上,流入的真正數目可能遠遠大於此數,因為熱錢是有極大隱蔽性。正如上海大學陳湛勻教授的解釋,熱錢可以以經常項目流入,虛報出口收入、低報高收、 利用貿易預收預付、延遲付款、境外墊付款,或提供運輸服務都可以。外資亦可能以投資項目流入,如假合資、虛假投資項目或貿易信貸貸款形式變相向境內轉移資 金。(《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二○○五年六月六日「應對國際『熱錢』的中國智慧」)

  事實上,根據商務部數字,在去年上半年,境外來華直接投資中,房地產業佔逾百分之九,即在半年內,約二百一十億元人民幣流入房地產業。但數目恐怕也是低估的。

   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年初在記者會上,承認外商直接投資(FDI)中有不少是房地產炒賣。他說,二○○五年全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同比下降,是因為部 分炒作房地產的外資撤出所致。他透露,在二○○四年單單一家外資公司便動用了四十六億美元,直接投到中國某個城市炒房地產。後來加強管理之後,便減少了四 十六億美元FDI。他更說:「外商進來炒房地產,而且有些是惡意炒作,少來也罷,對我們有好處。」有錢來投資便奉為上賓的年代看來已成過去。

   全國人大財經委經濟室副主任李命志更明言,中央應該改變利用外資政策。他認為國內資金非常充足,如果不能引進生產性技術,引進外資根本沒必要。他舉例 說,「韓國三星把研發完全放在本國,天津則是其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在天津,三星甚至不建廠房,而是租用。『對於這樣的一種外商投資,我們實際上不用給它 那麽大的優惠政策。否則的話,國內的企業技術不如人家,優惠政策又比人家少,國內的企業怎麽能發展起來呢?』」(《上海證券報》 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區域性財政政策是治本之道」)

港企亦屬「外資」

  內地也有不少評論認為,現時外資在內地投資是享有「超國民待遇」。究其原因,內資經營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三,外資只是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而李命志也透露,全國人大正草擬法規,將企業所得稅的「兩稅合一」,使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預計年底前出台。

  另外,有報道亦指,一些大城市允許境外人士以外幣購買商品房,更可以向外資銀行獲得優惠的按揭貸款,比中資銀行利率低很多,去年曾低三厘。這些情況看來也會被理順。

  中央對外資重新定位,會否有一天,內外之別一百八十度扭轉,內資會享有相對政策優惠?香港企業作為「外資」一員,自然也要重估形勢。若不能配合國家策略,港資只會永遠是外資。


銷售稅自毁經濟自由長城 - 信報


  傳統基金會出版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中,香港連續十二年被評為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方。香港被基金化會稱許為「全球自由經濟典範」,而香港更是堪稱最自由開放的國際大都市。不過,港府卻打算自毀長城。

   傳統基金會在年頭曾表示,政府有意開徵的銷售稅乃負面因素:「除非政府開徵銷售稅並非為增加收入,並同時減免其他稅項以取得收入平衡。」不過,有沒有稅 項寬免的配套並不是對自由經濟最大的隱憂,更重要的是香港的自由港地位。「自由港」遠在中世紀便出現,讓外國船隻可以自由進出,全部或絕大多數外國商品豁 免關稅。這樣做的目的很明顯,就是吸引國際貿易。

  香港一直保持為獨立關稅地區,執行全球罕有的自由貿易政策,那就是,香港並無任何關稅或非關稅壁壘。只有寥寥四種貨品在入口時須繳稅,包括煙草、碳氫油類、酒類飲品及甲醇。

  在諮詢文件中,港府同時建議推行「認可臨時貯存地點計劃」和「保稅倉計劃」,說是為了令進口商提供更大的「彈性」和更多「寬免」,只有在貨物運出這些地點用作本地留用時,才須繳納商品及服務稅。

逆勢而行

   這個說法令人失笑。在海外,原本是不自由區的眾多經濟體系,紛紛先設立保稅倉,逐步邁向自由港,由不自由走向自由;香港卻逆勢而行,在原本自由的領域內 設立保稅倉,剎那間由自由變為不自由,在不自由中提供「彈性」。因為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政府竟然建議拔起自由貿易的基石!

  事實上,實施 商品和服務稅,有一個自然動力和關稅的徵稅水平趨同。一般來說,大部分經濟體系不對出口的商品和服務徵稅,若進口關稅低於商品和服務稅,將出現大量虛報活 動,將原先在本地銷售的商品,先出口再進口,從而減少稅款。相反,若進口關稅高於商品和服務稅,也有相應的避稅活動。

  香港一直沒有關稅,為求收到商品及服務稅,政府建議向大部分進口商品徵稅,進口商品只要超越四千元的免稅額,便會徵收商品及服務稅。甚至那些不在香港購買,但卻被帶進香港境內以供本地留用的商品,只要超越每人三千元免稅額,也被納入稅網。

  關稅由來已久,有兩大作用,一是保護本地產品,不會被外地入口的商品全面佔據市場,另一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但世界貿易愈趨微利化,關稅佔公共財政收入的比重在世界各地亦不斷下降,而香港卻反其道而行。

自斷雙臂

   中文大學網際物流研究中心在○四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香港滙集由亞洲各地經海陸空運抵的原材料和零件,也是日本、南韓、和台灣進口中國原材料的貨運樞 紐。這是由於香港與內地是零關稅,零件可以先運到香港,在香港發展成半製成品也可,賣予本地廠家或消費者也可。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孕育出香港的零件滙聚中 心。香港進出口一直非常便利,沒有在入口時便須分清楚是留用進口還是作外發加工出口或轉口的手續。進口商在進口時也根本不需作這決定,可以視乎市場最新情 況作出應變。當內地製造業廠商有急速需要時,可以立時供應,也可售予外地或本地生產者或消費者,無需分辨買者的目的。

  現在的商品及服務 稅建議中,那些在香港過境或轉運的進口商品在原則上可以豁免,不過在實際運作上便帶來無可能簡便的手續。若政府的建議全面落實,入口香港的原料或半製成品 原本可以供應本地或內地廠商使用,但由於不能確定會否在本地銷售,為免損失或麻煩,乾脆運到內地。運經香港?可免則免吧,香港的物流怎會不受打擊。

   香港發展(應是減慢減速的速度)物流業,已經剩下不多的優勢。香港位於國家的南隅,運輸成本高昂,沒有自由港地位,還有什麽可以拿來和其他地方競爭?自 由港地位以至沒有徵收關稅的手續,令香港清關程序有快捷簡便的強大優勢,相反,在內地,高價貨品要一票一票的清關,香港只能在速度上爭勝,但過關擠塞問題 還未解決,再加上徵收商品及服務稅,貨物的順暢流動愈形渺茫,香港物流業前景豈不是雪上加霜?

  為了徵收商品及服務稅,我們自斷雙臂!


商品及服務稅重繪香港階級圖譜? - 信報


  政府「硬銷」商品及服務稅,引來洶湧群情,有社論甚至指,這稅項落實無望,討論也不再重要。然而,筆者卻認為,諮詢文件不斷強調「公平」,將商品及服務稅用作階級利益再分配的工具。即使這稅項不獲接納,背後的理念若成為主導施政綱領,香港階級圖譜勢將重繪。

  在諮詢文件中,港府將全港市民分為三個目標組別,根據商品及服務稅對他們的消費開支所帶來的不同影響程度,再設計紓緩措施,以下統稱為「補償方案」。

  第一個組別是領取綜援的住戶,是為社會上最需要援助的其中一群,政府建議每年動用約八億元,向這組別提供紓緩措施,包括發放一筆紓緩津貼,聲稱將足以抵銷因實施商品及服務稅對他們可能帶來的影響。

   第二個組別是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家庭,而「低收入」具體是指社會上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二十家庭,這個標準可說是新階層界線。雖然政府說,會就這個組 別的入息水平界定準則聽取市民意見,但政府拋出的方案,不多不少反映了政府對社會階級的深層意識,亦顯示政府的政策綱領,那就是增加公共財政資源不能影響 最低收入百分之二十家庭。那究竟是何水平呢?文件在此非常閃縮,沒有列出實際收入水平。

  不過,根據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在今年首季,這條新階層界線在每戶月入略低於八千元的水平。

「社會階層」具體化

  根據諮詢文件的定義,約四十萬個家庭是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家庭。為確保組別二家庭的經濟情況不會因實施商品及服務稅轉差,政府建議特別為這類家庭提供一項「商品及服務稅津貼」的直接現金援助每年二千元,並作出政策承諾:「確保」足以抵銷商品及服務稅帶來的影響。

  在這裏,輿論及政論者的討論焦點都集中在政府建議的紓緩措施,究竟是否足夠抵銷商品及服務稅的影響。

   社會階層原本是空泛的,人見人殊,但在一些政策下卻變得具體,成為集體意識的一部分。很多貧苦人士不願領取綜援,便是不接受綜援的負面標籤,不接受綜援 人士的身份烙印,彷彿領取綜援便是好食懶飛,不懂自力更生。事實上,在商品及服務稅建議中,發放每年二千元的現金援助有行政上的困難,如何分辨某一家庭是 否最低收入百分之二十呢?官員亦發現這個問題,因此建議採取一個自我申報制度,由這些家庭自行向政府申報及申請!

  可以想像的是,不想印上階級標記的低收入家庭,情願生活開支緊縮。對他們而言,申報等同自甘墮落為官方「低收入家庭」,他們的「骨氣」每年值二千元。

申報制度語焉不詳

   相反,不少不介意被人標籤的非低收入家庭,卻可能報稱低收入,怎樣杜絕濫用呢?諮詢文件沒有具體的申報制度內容,只有一堆不易做到的願望清單:「有關方 面會根據一套『客觀』準則去評估有關申請,以『確保』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才會獲發津貼。申請人如符合訂下的準則,其家庭便會獲發「商品及服務稅津貼」。為盡 量減省行政工作,評估機制會力求『簡單』。」(雙引號為筆者所加)。簡單、客觀又準確,只會是政治口號,幾乎是不可能同時實現。

  組別三涵蓋所有不屬於組別一或組別二的家庭,包括納稅人士,以及那些因收入少而毌須繳納任何個人稅項(例如薪俸稅或個人入息課稅)的人士。政府同時亦建議為納稅人士提供稅務寬減與及減低個人稅項,以紓緩商品及服務稅的影響。

  雖是同一組別,實際上,而政府心中是包含着兩個類別,對這兩個類別更有完全相反的政策盤算。在諮詢文件中,毌須課稅的低中等入息家庭在補償方案下,只是「有助紓緩」商品及服務稅對他們造成的影響。很明顯,一加一減後,他們是得不償失的。

   相反,政府不斷強調沒有商品及服務稅,香港的競爭力將可能喪失。而所謂競爭力,除了利得稅的水平以吸引外資之外,便是對海外高收入專業人士的吸引力。因 此個人薪俸稅的削減將對高收入階層而言,理應比新徵收的商品及服務稅大,否則不能增加對他們的吸引力,也因此他們是受惠階層。

中小企未能受惠

  徵收商品及服務稅從而削減利得稅也是對有盈利能力的大企業有利,對掙扎於選擇登記與否的中小企,減稅未必受惠,但增加經營甚至來貨成本卻是肯定,因此是大大不利。

   讓我們撥開政治「目迷五色」的手法,究其根本,回到徵收銷售稅的動機。若我們相信政府最終目的始終是要增加收入,羊毛出在羊身上。很明顯,官員認為,大 部分納稅者(以直接稅計)負擔太重,應該減輕;全港百分之二十低收入人士是受政策保護階層,不應有變動;這收入水平以上但不用納稅或納稅不多的階層理應付 出更多。

擴闊稅基唯一途徑?

  諮詢文件是探討研究擴闊稅基的不同方案,但政府在文件上卻不諱言認為甚至是認定,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是擴闊稅基最可行的方案。假設我們都認同香港現有的稅基非常狹窄,並有需要擴闊,但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是最好甚至是唯一的途徑嗎?

  事實上,政府也列出另一個可以擴闊稅基的方案,那就是大幅調低免稅額,「把幾乎所有受薪人士都納入薪俸稅稅網。這方案亦會影響根據個人入息課稅繳稅的人士。」因此,公眾應該看清楚,補償方案製造大量社會耗損,最終的階級效果和調低免稅額的方案理應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