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企業總部留港非重點 - 明報
企業的營運部門，默默耕耘，處理最專業、最複雜的事項，沒法遷去成本較低的地方，融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此，香港要成為世界都會，最重要的不是單單爭取跨國企業來港設區域總部，而是全力提高管理、會計、法律、廣告及金融等服務質素，令跨國企業不論將總部設在中國哪一處地方，仍然要到香港選用這些服務。 特首似乎對《財富》及《經濟學人》對香港的評價很不服氣，並指出現時3 , 200多家跨國企業選擇香港作亞洲地區總部的「成績」，又指地區總部的數目在三、四年間增長三分一。特首認為，文章作者應該向這些公司詢問，為何願意「真金白銀」投資在香港。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都用跨國企業以香港為亞洲地區總部的數目，衡量香港的都會經濟發展。他們彷佛認為，愈多跨國企業來港設地區總部，距離亞洲紐約的目標愈近。這是正確路向嗎？ 80 年代紐約完了？ 「報喜」的傳媒報道從來也很難得到注意。英國《金融時報》在5 月4 日發表一篇專題文章，港府似乎也不太留意。 文章雖題為「香港為信心危機發愁」，但內文卻滲透著樂觀筆觸。作者認為，中國入世後，已經在內地遍設工廠的香港中小型廠商將最受惠，而上海雖發展蓬勃，但 法治未完善及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外商在合約上沒有足夠保障，投資獲利後不易兌換回本國貨幣，香港在制度上優勢仍在。文中有一個著墨不多的論點是：在 80 年代初，所有人都認定紐約已經無希望，但事實上人們的觀感是錯的。 70 年代末及 80 年代初，輿論幾乎一致認為紐約已經「完了」。當時，紐約在不足十年間損失超過 80 萬個職位， 1977 年時只有 300萬人就業。對比香港最新失業人數超過 24 萬及總就業人數 320萬，可見當時紐約的問題是何等嚴重。 事實上，由 1950 年到 1980 年，紐約製造業損失了 50 萬個職位。不單如此，企業總部大量遷走， 1917 年， 500家最大型的製造業企業中，有 150家以紐約為總部，到 1976 年只有 84 家， 1986 年更跌至 53 家。政府面對嚴重的財政赤字危機，在 75 至 76 年宣布進入危機。唯一正面的只是服務業的增長，然而研究都會經濟的學者多數都認為，令紐約走出危機的正是生產性的服務業。香港要走紐約的發展路向，我們也 應有心理準備，面對他們曾經經歷的成長痛楚。 地區總部遷走香港完了？ 我們將目光由過去轉移至未來。試想，如果有一天內地成功將金融、法律及會計制度和國際併軌，跨國企業會將地區總部設在什麼地方？要貼近中國內銷市場，你會 設在內地；要貼近內地政經人脈，你必定選擇上海；要貼近製造業生產動力來源，你可能會選未來的中國「矽谷」（那會是上海、深圳還是……）。 目前，跨國企業地區總部數目的上升，只能反映內地市場的吸引力，並非反映香港的吸引力。跨國企業地區總部數目的趨勢，長遠而言，始終會反映內地和香港經濟制度差距的收窄。有一天，兩地制度的收窄會令跨國企業將地區總部由香港遷走。 那麼，那一天是香港沒落的開始？不是！ 事實上，在紐約及倫敦大都會發展最急速的 90 年代，他們的企業總部是在流失的。在世界 500家最大跨國企業中， 1984 年有 59 家將總部定在紐約， 37 家定在倫敦，到 1999 年分別只有 25 家及 29 家。雖然如此，企業總部的遷走毋損世界都會的地位。 總部流失營運部門仍在 總部雖然流失，服務這些「流失」客戶的服務性企業及僱員卻不減反加，最主要的原因是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已經變更了。一家企業有兩個重心，一個是總部，處理 決策，另一個是營運部門，執行決策。總部的選址涉及很多考慮，例如生意機會的掌握、企業形象等，但營運部門就不同，他們默默耕耘，處理最專業、最複雜的事 項，沒法遷去成本較低的地方，融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此，香港要成為世界都會，最重要的不是單單爭取跨國企業來港設區域總部，而是全力提高管理、會計、法律、廣告及金融等服務質素，令跨國企業不論將總部設 在中國哪一處地方，仍然要到香港選用這些服務。這些關鍵性行業發展得好，在十數年後，即使跨國企業總部撤走，香港的地位不論是中國的紐約或芝加哥，香港人 仍然可以富足。 做亞洲瑞士還是瑞士病的城市 - 信報
被視為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智囊，擔任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王戰教授，最近在本港雜誌專訪及公開演講中，提及香港的發展問題。面對我們心急 如焚的經濟問題如失業率、高工資及地價等問題，王戰輕描淡寫地說：「當前所面對的困難，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會逐步逐步得到解決。」他認為，要率先處理的 是香港的定位問題。 王戰論點的重點是：香港在發展角色定位中，應該高瞻遠矚，體現中國的全球化戰略的需要，而不是就香港本身來談香 港。不過，香港人又有沒有想過，所有關係都是雙方面的，香港人何曾想過：「只要是對中國有實惠的事情、有好處的事情、可行的事情，香港都一定全力以赴。」 香港再前進的步伐，必定要看到中國經濟在世界的發展方向，香港人可以怎樣配合，作出貢獻。香港只有一條路，就是為中國的發展出力，不從這個目標出發，必定 迷失；尋找其他的定位，都是錯誤的自我中心及夜郎自大。 從這角度來思考，香港其中一個可行的角色就是教導內地提升自己，走向世界。 香港比內地的優勢始終是在國際視野及管理經驗方面。無論內地多麽開放，但居民出入境的自由度，不可能比香港大。香港接觸的資訊始終比內地人多。而香港接觸 西方管理及營商經驗已經數以十年計，部分人已懂得融匯貫通及去蕪存菁，將合用的管理方法移向東方社會環境是香港人獨有能力。 另一個少人談及的方向，就是王戰所說的「亞洲瑞士」角色。王戰說，香港應走國際化的路，並且要成為亞洲的瑞士。學效瑞士，並不是倣效她的經濟模式，如發展醫療保健業、高精密儀器產業、紡織業等，也不是全力發展旅遊業，或定位為富豪財富管理及消費天堂。 王戰所描述的大趨勢是亞太地區的經濟一體化。不過，他認為這個進程會比歐洲的複雜及困難，因為亞洲國家之間差異非常大。因此，香港應該學效瑞士的是一個中立及超然的定位，令各國利益可以作出協調的平台角色。 他認為，一些國際性組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奧委會等，將來可能在亞太區成立機關或分部。他認為，香港應該爭取亞太區的國際組織設在香港，不過，他卻說：「我認為，香港政府有沒有這個理念去爭取是一個問題」。
「排外症」急速傳染
即使香港政府認同了這個發展方向，更大的問題是：香港的條件滿足嗎？一些經濟性的國際組織來港設立常設機關機會較大，但涉及文化及宗教等的組織，文化前瞻性極為不足的香港會被青睞嗎？ 瑞士能夠擔任這個角色其中一個配合條件是語文能力突出。瑞士包含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區，很多瑞士人能流利地使用多種語言。而作為多元文化的社會，他們 凡事講求協調、接納，能夠與不同國籍的人愉快地共處及合作。（波特，一九九六年《國家競爭優勢》；台北︰天下文化，頁四六七） 反 之，單以東亞區的語言如日語、韓語，有多少香港人掌握得好呢？再者，根據政經風險顧問（ＰＥＲＣ）在三月底公布的調查顯示，香港種族歧視問題在過去一年急 劇惡化，在亞洲區十四個國家及地區中，香港由第四位跌至第九位，評級比中國還要低。種族歧視問題急劇惡化的一個可能原因是，隨著香港和內地日益融合，香港 人經歷工資下調、失業率飆升，擔心飯碗被搶，「排外症」正急速傳染開去。
政府仍猶豫不決
目前，香港並無法例禁止種族歧視，不時受國際性機構例如聯合國批評。政府較早前諮詢過公眾，大部分回應的商界及民間團體，均支持立法禁止私營機構及私人 之間的種族歧視。不過，據報章報道，政府仍然認為立法可能影響到商業行為及僱傭關係，不肯進行。立法禁止種族歧視只是推動種族融合很小的一步，還只是開始 的一步，但政府也猶豫不決，香港如何能成為一個容納不同種族的「地球村」？亞洲區不同族裔的人、物、資金及訊息，又怎會匯聚香港呢？反之，正如香港大學經 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的恩萊特教授所提出，香港正面對一種名為「瑞士病」的經濟問題。（恩萊特，司各特，杜大偉；一九九七年《香港優勢》，香港：牛津大學出 版社，頁一八八）所謂「瑞士病」就是一個經濟體系中對外的貿易行業效益高，競爭力強，但因為內部的非貿易行業封閉及內向而拖垮整體經濟表現。香港不做「亞 洲的瑞士」，便只是一個患上「瑞士病」的中國城市。 走向亞洲瑞士之路 - 明報
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戰教授早前提出，香港在經濟、社會及文化領域上，不應只朝中國化路向發展，要思考如何走國際化的路，如何做「亞洲瑞 士」。他認為，在歐洲，英、法、德都是大國，瑞士便擔當平台角色，令各國利益可以協調。而在亞洲，日本是經濟強國，東盟發展迅速，各國需要一個比較中立超 然的城市，發揮瑞士在歐洲的作用，而香港是最適合的。 要邁向這個定位，香港政府的角色是極重要的，政府可以在多方面作出推動。第一，跟隨美國及加拿大，訂立「亞裔月」。加拿大去年十二月，將每年的五月定為全 國亞洲傳統月，在各地舉行各種慶祝亞洲文化傳統的活動，鼓勵亞洲族裔社區的發展，而美國國會數月前亦通過法案，將每年五月定為亞裔傳統月。香港可以在勞動 節「黃金周」之後，舉行「亞裔月」活動，鼓勵在港亞裔及他們的本國人民參與不同活動，如文化及藝術表演、招商及經貿洽談等。這樣，一方面可以吸引對亞洲投 資及文化有興趣的歐美商家及遊客，另一方面也可以令旅遊「黃金周」延長成為「黃金月」。 建多元文化及語言國際都會 第二，政府亦應積極推動其他族裔人士在香港建立有香港特色的社區及文化。政府應該主辦或協辦大型多元文化活動，鼓勵不同種族表達祖裔文化，增進不同族裔的 尊重及了解。如果政府舉辦不同族裔同場表演的音樂會，多下點工夫去宣傳，香港絕對有潛力當文化交流中心。例如，加拿大有一個多元文化廣播電台，在1966 年啟播，現在已經有30多種語言，讓各族裔的人有「同聲同氣」的感覺。香港電台亦可以撥出部分時段，讓各族裔的文化領導者播放及主持不同語言的節目。 第三，推動及資助學習英語及普通話以外的語文。現任哈佛大學的華裔經濟學家魏尚進推算過語言對經濟的具體貢獻，擁有共同語言可以增加雙邊直接投資超過兩倍 半及雙邊貿易額五成。如果相信香港旅遊業在2005年隨著迪士尼開幕而進入新台階，政府應該鼓勵青年快快學一點外語，成年人要學一種外語作簡單日常溝通。 現時政府的持續進修基金的認可語文課程只限於英語及普通話，政府應擴闊到其他主要語文包括日語、韓語、德語及法語等。在中、小學課程中，用適當方法引入認 識不同文化及語文的課程或活動，一方面自小培養下一代對多元文化的認識，亦可以增加教授外語的人力需求，從而引動語文學習及教授的良性循環。 作為國際化都會，香港在外語水平及多元文化的建立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失業率的迷思 - 信報
失業問題已經成為香港最重要的經濟問題之一。根據瑞士國際管理研究所的《二○○二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在二○○一年，世界上四十九個國家或地區 的平均失業率為百分之七點九五，比二○○○年的百分之八點一六有所改善。不過香港失業率卻在今年急劇上升，隨時跌至世界失業率中位數之下！ 政府公布七至九月的失業率，再次回落零點二個百分點到百分之七點四。然而，政府最普及使用的數據，對政策性參考作用非常低，令政客及學者都難以對症下藥。 例子一，有一位資深工會領袖在最新失業率公布之前，估計失業率只會平穩，應該維持上季的百分之七點六水平，結果預測落空了。 政府公布的失業率是過去三個月的平均數，為何政府不公布每一個月的失業率數字呢？我想，政府太擔心市民的過敏反應了。政府公布的是附表的第三行，看看第 六行，那是筆者推算的單月失業率。當上月公布六至八月失業率為百分之七點六時，如果你我知道八月失業率其實是百分之七點二，那麽七至九月失業率有多大機會 會維持百分之七點六呢？簡單計算便知道，除非九月失業率數字是百分之七點八。
單月失業率趨勢較清晰
我們看看單月失業率的趨勢是很清晰的。香港失業情況在今年二月開始不斷惡化，直至五、六及七月升至百分之七點八，終於穩定下來，近兩個月降至百分之七點 二。如果下月仍然維持百分之七點二，八至十月失業率將會再下跌零點二個百分點。即是說，下次公布的失業率若下跌零點二個百分點，只代表穩定下來，無須歡 喜。反之，沒有零點二個百分點的跌幅代表失業率再次回升！ 不過，這個分析還是不足夠的。要掌握真實失業情況，我們要下工夫查考較不普及的統計處數據。 再看另一例，上月大部分政客及經濟學者都說，大量畢業生開始投入市場，失業率必然要突破百分之七點八。當然，數據公布後，「一地都是眼鏡」了！因為政府 公布的失業率是經季節性調整的數字。所謂季節性因素，最簡單的解釋就是當大量畢業生同時進入就業市場，會令就業市場出現「季節性」的上升，令數據有很大波 動，因此需要使用「季節性」調整方法，將這些新進入市場的影響剔除！可見，大量畢業生求職推高失業率的說法是完全錯誤！
輔助畢業生就業見成效
要看這個「畢業生因素」，那麽我們要看看未經季節性調整的數據吧。比較附表政府公布的季度數據和筆者推算出來的單月失業率。受畢業生求職影響，七月單月 失業率升至高峰，達百分之八，之後回落。如果和上年求職「旺季」比較，上年七月的畢業生因素只有零點二個百分點，但最嚴重的季節性因素是在九月，影響程度 達零點四個百分點。今年這方面的影響已經減至最小，政府的各種協助畢業生進修、培訓、實習、就業的措施應該是有效果的。 統計處其實 有一個較仔細的失業人數調查，統計不同行業的失業人數。根據統計處的分類，香港有六大行業總類，包括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金融、保險、 地產及商用服務業；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運輸、倉庫及通訊業；製造業及建造業。以今年六至八月的數據分析，六個行業中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及運輸、倉庫及通訊業這三個行業失業率在百分之三點五至百分之五點五之間，明顯不是失業問題根源。第一重災區是最多失業人口的批 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人數達八萬五千多人，比高峰期近九萬的數字已經略有改善。這個行業和製造業的失業率分別是百分之八及百分之七點七， 並未偏離整體失業率很多。 另一個失業問題的關鍵是建造業。這個行業有五萬二千多人失業，雖較數月前的高峰時減少了約五千人，但失業 率仍然高達百分之十五點八！要短期進一步降低失業率，應從這行業入手。在二○○○年及二○○一年這行業失業率分別為百分之十點二及百分之十點七，因此失業 率急升，建造業大概額外「貢獻」了零點五個百分點。 不過，筆者想不通的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理事長蔡振華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今 年第二季開始維修工程增加了，令行內就業機會增加，加上暑假期間多間學校進行裝修工程，建築工人開工率上升。不過，統計處的數字卻不是如此。在四至六月， 建造業失業人數高企於五萬六千多人，之後才慢慢回跌。 我們沒有深入明白這些統計數據，便不會發現欠缺那些進一步的統計工具，也不知道如何評估各行各業的就業情況。不知道問題的核心，自然不能對症下藥。 辭官還是趕科場？外資駐港地區統籌中心調查的啟示 - 信報
政府統計處一年前公布調查結果，在二○○一年中，外資在港設立地區總部數目增加至九百四十四間，大幅增加一成，創歷來新高。當時，投資推廣署更表示，在去年下半年，最少再有三十家外資公司在香港設立了地區總部。 港府亦經常引用這個數據，證明香港作為國際營商之都的吸引力，經濟復甦的動力，向外描繪一幅外資絡繹來港的圖畫。一般人於是相信，今年公布的數據理應保持強勁的勢頭。但結果是：駐港地區總部只輕微上升四家。 外資在港設立公司統籌亞洲區的業務，除了用地區總部的形式之外，亦可以用地區辦事處。所謂地區總部，是指一個辦事處，有權統籌區內的其他辦事處或附屬公 司的運作及業務，而毋須經常請示或諮詢母公司。相反，地區辦事處雖然有權統籌，但須經常請示或諮詢母公司或地區總部。 在二○○一年中，在香港的「地區辦事處」有二千二百九十三間，今年卻大幅下跌，減少了一百二十二間，幅度超過百分之五。地區總部及辦事處的總數可以看成地區統籌中心的數目，而這一年來，這個數字不升反跌，跌了百分之三點六。
「老香港」企業紛紛撤走 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解釋，在已關閉的地區辦事處中，一半是來自日本公司，因為他們本國經濟困境而撤走海外投資。另一半則是把地區辦事處搬往上海及北京，在港改設「當地辦事處」（即只負責香港業務的公司）。 那是不是顯示，香港的中介角色正褪色呢？ 首先，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在這一年，日本及台灣的企業大量減少在港的地區辦事處，其中日本少了六十二家地區辦事處。官員認為，日本企業撤 走是因為其本國經濟困境而撤走，我很懷疑。日本很長時間陷入經濟困境，為何在這個時候無力堅持而放棄呢？我相信更大的理由是香港對日本企業的中介作用愈來 愈少。香港人沒有著意發展這方面的中介角色，既然在言語及文化上，香港都沒有多大作用，日本企業為何不直接遷入內地？而且，撤走的地區總部中，有起碼二十 六家在一九八一年或以前已經在香港開業，可見大部分「辭官」者已經是「老香港」，對中國的認識應該很深，相信其中不少是日本企業。 「老香港」地區總部離去，補上的又是什麽企業呢？其實，在二○○一年中至○二年中，總共有二十三地區總部及六十三地區辦事處成立。從附表可見，作為香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的美國及中國內地，他們有更多企業在香港設立統籌中心。 因此，中國加入世貿後，香港作為跨國中小企打入中國市場的跳板角色仍然存在，不過，「老香港」企業搬遷到內地亦已經開始，規模比來港的新企業大。其中， 歐洲及日本企業（附表可見，地區統籌中心數字全都下跌）亦捨香港而直取內地。事實上，喜歡香港的自由文化及制度的言論多來自美國人，歐洲人不太欣賞香港的 文化及環境。若香港不加強和日本、歐洲的文化及言語認識，跨國企業只視香港為跳板，「打完齋不要和尚」，香港亞洲營商之都的未來將受到嚴重影響。
增加利得稅無異自毀長城 第二，跨國企業地區統籌中心對香港失業問題有多大幫助呢？雖然地區總部的數量略有上升，但受聘的人數下跌，人數起碼少了八千人以上。平均聘請的員工人 數亦由一百零三人減少至八十九人。而地區辦事處方面，平均聘請的員工人數保持為三十七人，總員工數目由於去年的回覆率不足，難以確定減少的人數。不過，新 來港的跨國企業地區統籌中心的跨國企業以中小型為主，招聘的平均員工人數不大，即使來港數目將來加快，就業崗位仍要靠本地經濟提供。 第三，被訪的企業認為中國內地的商機，對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或辦事處的重要性只排第十四，中國商機對香港營商之都的有利程度也不太高，只有略多於一半的 企業認為有利，香港有十一項更有利的營商條件！對他們而言，什麽是地區統籌中心的最重要條件？連續兩年的統計處調查都顯示，最重要的因素是簡單稅制及低稅 率。在嚴重財赤困擾之下，不少人認為香港應該增加利得稅。但維持香港長遠競爭優勢，這個做法應該是最後的一著。 香港不努力削減公共開支，降低營商成本，反而增加利得稅，將是自毀長城的行動。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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