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及格的「小預算案」 - 信報
財政司長唐英年在立法會發表較全面的理財理念，傳媒稱之為「小預算案」。雖然被稱為「小預算案」，財爺除了作出部分政策性宣告之外，並無向公眾勾劃任何宏觀的經濟圖畫。 其實，達至財政平衡不外三招，包括開源、經濟增長及節流。 先談開源。在梁錦松時代，政府要處理七百億元財赤，開源部分每年要負責二百億元。於是，梁錦松在去年「搜搜刮刮」額外增加了每年一百四十億元收入，尚欠 六十億元未有頭緒。而在一百四十億元計劃中，幾經辛苦成功推出了賭波稅，但邊境建設稅現在要束之高閣。看不出政府能夠製造更多徵稅項目，而在強大政治壓力 下，也看不出怎樣再增加利得稅及薪俸稅。 第二是節流，節流也要負責二百億元。當時梁錦松原定在二○○六至○七年度將經營開支由二千 二百億元減至二千億元。唐英年在「小預算案」將時限推至二○○八至○九年度，原定三年內要達致的減幅，攤開五年來做。政府官員理應欣喜才對，不料報章卻報 道「高官驚訝：節流力度倍增」?蔑?員抗拒節流可見一斑。
避開通縮預測
第三是 經濟增長。和梁錦松一樣，唐英年同樣將最大寄望放在經濟增長之上，數額達三百億元。唐英年調升今年香港實質經濟增長預測，由百分之二增至百分之三，而中期 經濟實質趨勢增長（即未來五年）亦提高半個百分點至百分之三點五。實質經濟增長既增加，年期又多了兩年，理應有把握達到吧？經濟事情不是那麽簡單。經濟增 長必然會增加政府收入？二○○二年度的經濟實質增長百分之二點三，但扣除物價指數變動，是下跌了百分之零點七，利得稅亦並無跟隨經濟增長而上升，由二○○ 一年度四百四十四億元減少至三百八十億元，下跌超過一成。 「小預算案」竟然避開通縮的預測。去年的預算案假設未來五年既無通脹，也 無通縮之下，三百億元額外收入才有著落。即使實質經濟增長能夠加速增長，如果通縮也是居高不下，總體經濟以現金計仍然可以減少。稅收大幅增加的預測很可能 是一廂情願。現在新財爺連通縮也避而不談，我們只能給予這份「小預算案」不及格的評分。
結構性經濟失衡
政府經濟思維最大的盲點是將香港經濟問題看成是周期性的，隨著經濟復甦，一切經濟問題便迎刃而解。 從結構性的角度看，香港問題便悲觀得多。在八十年代之前，投資在香港本土的企業，租用本地的樓房，僱用港人做員工，回應外地需求而提高貨品及服務出口， 員工出糧後在本地消費，製造內地需求。當內地開放之後，香港企業愈來愈向外闖，強大的香港企業施展渾身解數的場地已經不在香港，是在內地及外國。在八十及 九十年代中前期，港商在外面所賺得的財富大部分回流香港，投入金融或房地產，金融及地產市道興旺，刺激內地需求及帶動百業繁榮，內部消費因而蓬勃。 不過，地產泡沫爆破後，香港再難以找到高回報的投資機會，無投資出路之下，紛紛尋找境外再投資的途徑。在外邊賺的錢也不再惠及本地經濟，造成本地需求萎 靡不振。而在外地投資的香港企業雖然可能聘請本地員工，但總體而言，聘用的香港人數目是減少了，於是增加本地失業問題。而這些企業對本地經濟的貢獻，只是 賺回的利潤及其他配套服務需求，而港人在外地賺取的工資部分亦不必然回到香港的消費市場，眾多因素聚結，令本地消費市場和香港的整體經濟出現失衡。 正如中文大學副校長廖柏偉教授最近接受《信報月刊》訪問時所說，外來需求不能再有效帶動內部需求，因此即使最近香港外來需求有所回升，帶動ＧPEＰ增 長，但仍不能帶領香港走出困境。即使本地消費增加，本地消費中很大比例是外來物品，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有限，不能擔起經濟火車頭的角色。
失業率下降的假象
香港和內地經濟融合未完成，通縮會消失嗎？香港已經是一個成熟經濟體系，還在找尋轉型方向，服務業及貨運業等在內地城市競爭下，危機四伏，新經濟火車頭 仍未找到。貨運業在未來數年隨時可以被深圳取代，而ＣＥＰＡ又吸引香港服務業北上，會否令香港兩個重大產業也被掏空呢？五年平均有百分之三點五增長率有可 能嗎？熱錢湧港不是因為香港有新商機，而是因為人民幣有升值的政治壓力。熱錢正如能夠載舟也能覆舟的急流，除了令「發市當三年」的股市印花稅有短暫的進賬 外，能夠持之以恆嗎？失業率由高峰百分之八點七降至百分之八點三，但實情是大量勞動力放棄搵工或退休，離開勞動人口的行列，令九月的就業人口跌至三百一十 九萬六千人，是二○○○年五月（三百一十九萬三千四百）以來最低的數字！破了三年半紀錄! 不要再奢談復甦，快快處理香港結構性經濟問題吧！ 十一月二十三日後的假想 - 信報
繼五十萬人在七一上街以秩序及暴曬的方式宣洩不滿群情之後，超過一 百萬市民在十一月二十三日進入票站，以選票表達他們的管治取向。出人意料的程度可以用「驚心動魄」來形容，政壇朝野受到的震動可以說是「驚惶失措」，不知 如何回應。大部分評論都環繞著這現象的成因，此文嘗試任由想像奔馳，想想將來香港政壇會怎樣發展。 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主角明顯是民建 聯，兵敗如山倒，耕耘十載，一下子喪失超逾四分之一議席。民建聯黨魁曾鈺成引疚請辭，可以估計到的是，部分非核心的黨員會低調甚至高調退黨，劃清界線。民 建聯的發展去向視乎中央政府對它所作出的政治性定位。如果中央政府支持民建聯在明年立法會選舉中全力爭勝的話，民建聯可以做的便是「貌離神合」（「貌合神 離」的相反），在這一年在言論上反對政府，在投票時幫政府。可惜，大部分香港市民是明眼人，這策略的成功機會不高。
董迴避政治議題
不過，中央政府扶持民建聯理應有另一目的，就是要保證香港行政主導，維持施政的穩定。縱然「保皇」取向令民建聯遭受政治重傷，也只能繼續堅持下去，不能 突然變成反對黨，令董建華政府更形孤立。因此，可以想像的，民建聯在未來一年只會低調協助董建華施政，而同一時間全力守住自己的鐵票，保證在五大立法會直 選選區中，在比例代表制下，每區取一或兩席。因此，他們的策略無可選擇，惟有「死守突擊」了。 民主派在區選後已經提出，在明年爭取超過半數議席，成功的話，便可以有足夠憲制內的政治力量，直接推動民主政制。而民建聯在明年選舉可說已經是「大勢己去」，民主派會如取如携，輕易掠取大半數議席嗎？ 民建聯既受嚴重政治內傷，一年內難以再成牽制力量。中央政府可以怎麼辦呢？可以另起爐灶，建立另一政黨或政團？但時間又太倉卒了。可以做的看來是暗中鼓勵、支持、支援個別沒有「保皇」形象及易受市民接受的專業人士以獨立人士身份出選。 在區選之前，董建華政府已經迴避會挑起群情的政治議題，等待明年立法會選舉之後才提出。區選後，連在外邊呼應的民建聯也會噤若寒蟬，董建華政府愈來愈勢 孤力弱，明年財政預算案怎樣在立法會闖關呢？我想，若果董建華有膽識的話，應該委任民主黨人入行政會議，將改善管治的球拋向民主黨，橫豎在明年根本不能處 理對大眾太爭議的議題。
專業獨立人士有可勝之機
民主黨大勝，區議會議席增加一成 到九十五席，和民建聯直接對碰的選區，勝出率達八成半。事實上，民建聯喪失二十一個議席，還有自由黨及港進聯都失去一兩席，「泛親政府黨」總共少了二十四 席，但民主黨只多取得九席，其餘是民協（六席）、公民起動（三席）、前線（二席），政治學者的解讀很清楚，市民不是支持民主黨，只是要轟倒「保皇」的民建 聯。沒有證據顯示，選民欣賞民主黨及對它有所期望而投票支持它，對很多中上層階級人士來說，這只是「兩害取其輕」。 民主黨一直扮演 反對黨的角色，部分黨員的行徑有「民粹」色彩，不理整體社會的利益，只求討好部分選民。七一及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中堅分子是中上階層知識分子，對民主黨的表 現是怒在心裏。民主黨在兩次事件之前都沒法掌握時局，顯明民主黨並不掌握這股新政治力量，而他們也未必認同民主黨，尤其是沒有一套可行的經濟政策。 他們如何看民主派有過半數的立法會議席呢？會否擔心經濟政策更傾向討好低下階層，公共資源不能運用合理，用得其所？為了令他們較安心，將選票投向民主 黨，民主黨應該採納外國愈來愈流行的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 ）概念。民主黨應該設立獨立的民主社會責任基金，籌集資金，投資在本港負上社會責任的上市公司。基金投資收益用作聘請國際性及內地經濟智囊組織，為香港制 訂整體經濟政策，而民主黨有責任要跟隨有關策略。 雖然沒有實證支持，香港政治是在「斷橋」狀況（dis- intermediation）。七一大遊行出現很多自發組織，很多一直政治冷感的市民上街，完全沒有踏進政壇上多年築起的中介及橋樑。「斷橋」現象大大 增加政治不確定性及可預測性，令朝野無法掌握局勢，意外甚至震驚是自然的事。 空降、插班競選成功，新政治組織短時間成為政壇一員， 一位專業建築師候選人沒有政治往績下得到六成半選票。民心求變，也不完全相信民主黨之下，明年立法會選舉中，專業人士以獨立人士身份一樣有可勝之機。那些 在傳媒中有充足曝光率的人，更可以用傳媒，取代政團做政治聯繫及動員的角色。部分極端的傳媒甚至會利用自己的平台來塑造新議員？ 二○○四年是美國總統及香港立法會選舉年，環球政治在布殊不惜一切爭取連任下，易趨向動盪。七一大遊行及十一月二十三日表現出來的政治訴求明顯地是朝向還政於民。但願我們能夠成熟處理，而香港經過波濤洶湧的一年後，可以踏上全面發展的坦途。 公營房屋政策應該大改動 - 信報
去年第三季，政府向傳媒以「消息人士」身份（即不許指名道姓說出是 何人）講述「置業資助貸款計劃」（以下簡稱「置貸」）時，披露多個數據。政府說，平均每個置貸名額因免息貸款而令當局損失的每年利息約為十六萬元，但比起 「自置居所貸款」計劃（供公營房屋住戶申請的計劃，以下簡稱「自貸」）平均補貼額達二十一萬元「抵」。當推出自置居所貸款計劃，政府便指出居屋（連補地 價）平均補貼額六十五萬元，因此「自貸」可以「慳」很多。租者置其屋平均補貼額九十五萬元也很「著數」，因為「公屋」（公營出租單位）平均補貼額高達一百 零三萬元。歸根究柢，根本不是這些新計畫「抵」，而是公帑放在公屋的資源是如此驚人，這亦是所有公共房屋政策問題的關鍵。 首先，我 們應該清晰釐訂公營房屋及置業津貼的目的。隨著居屋的停建，公營房屋不應再用作政府收購私人物業時的補償，這功能應交由市建局及房協負責。公屋應該用作貧 困人士安居樂業之用，以免出現貧無立錐之地。沒方法分辨誰為有需要、誰應自力更生，公共資源必然出現濫用及浪費。 現在的入息限額是否有再深切檢討的必要呢？在三月時，有十三萬多戶有資格申請公屋，佔全港租戶超過三分一。當香港經濟轉型，港元幣值要保持不變之下，工資（與及資產價格）自然會有下調趨勢。因此，入息限額不隨工資水平下降，是浪費公帑。 去年首季公屋輪候冊曾跌至八萬五千戶，但之後回升，現在約有九萬二千戶，為什麼在過去公屋供應大增下輪候冊仍不減反增呢？年輕單身人士申請公屋數目急增 相信是其中一個主因。報章報道，在去年四月至今年六月期間，約有五千多名二十至三十歲單身人士申請公屋。公屋申請人愈來愈年輕，大學生只有十八歲便申請公 屋。現在輪候公屋時間較短，輪候二點一年便排到，之後「上了樓」便是神仙，一生享有公家房屋優惠，可用綠表申請貸款或居屋。以往少數大學生為貧苦大眾爭取 上樓，不惜公民抗命，遭受牢獄之災；現今少數大學生合法上樓，盡取便宜，見證香港社會的荒謬變遷。
價錢沒法用作資源分配
另一荒謬是九萬多戶在輪候的同時，近一萬個單位卻無人問津，表面上的原因是這些單位可能是在偏遠的新界，又可能是樓齡較高。更深層的原因是公屋是一世的 權利，當然值得住戶等待下一個較好的編配單位。亦因這個原因，去年輪候冊家庭被編配的第一個單位便立即接受的比率只有百分之十三點四，八成多住戶寧願留在 不合意的居所，仍然等第二次機會。另一原因是同一屋邨的租值只以面積計算，不論樓層高低、景觀以及附近有沒有厭惡性設施（如垃圾房）都沒有考慮，價錢沒法 用作資源分配，居民唯有等下一次好運。 另外，根據法例，公屋租金佔住戶入息中位數不得超逾百分之十，即是說，一半以上的公屋居民不 應繳交多於入息百分之十。這是不是合理的準則呢？大部分香港人用幾成收入用在房屋租金或樓按供款之上，為何大多數公屋居民只用一成呢？入息太低的住戶現在 有很多途徑減免租金，例如領取綜援的公屋住戶租金負擔由政府補貼，現在有十一萬多戶，約佔整體公屋總數兩成。除此之外，根據租金援助計劃，有約一萬戶因租 金佔入息超逾百分之二十五而可以減租一半。
檢討「終身戶籍」
現在公屋是住一世， 甚至是世襲，可以傳到下一代。有不少住戶入住公屋時生活艱難，但很多奮鬥十數年後，收入增加，不過卻能夠保留公屋單位一世，資源用得合理嗎？房屋署研究引 入有限期的公屋租約，每三年和住戶重訂租約，不過有公屋組織便強烈反對，批評政府減少對公營房屋的承擔。承擔更多便是合理？ 政府在 這方面表現太軟弱，造成不少公屋居民「食阿公」的心態。今年六月有多達二萬六千公屋住戶欠租（涉及金額逾四千五百萬元），佔總數住戶逾百分之五，是歷來的 最高紀錄，遠遠超逾房署的百分之三點五指標。爭取公屋居民權益的房委會委員王坤在去年九月也承認，有為數達二千戶的「公屋租霸」，即慣性欠租公屋住戶。 獲編公屋者要住滿十年才進行入息及資產審查，即使審查後，最終也只會定為富戶，增加租金到倍半、雙倍及市值水平，現在為數只有約兩萬戶，只佔公屋住戶百分之三左右。 不少公屋留在不需要的人身上，而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卻苦苦等候，失卻救急扶危的作用，資源嚴重錯配。現在公屋營運每年有超過二十億元赤字，當中有多少是物 有所值，幫助真正有需要的居民呢？取消住戶的舊有利益在現在的環境之下是難以獲得政客支持。但對於申請的資格的釐定卻涉及香港經濟的未來發展，各政客應想 清楚。 公屋應該定為暫時性的安全網，協助市民社會爬升，而不是永久的福利及權利。例如房屋署在二○○一年尾，放寬處理負資產業主及破產人士，申請公屋前二十四個月不得擁有物業的限制，當時每月有百多宗這類的申請，這便是發揮公屋雪中送炭的作用。 在學界中，香港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附有清晰的註腳。香港政府大量參與教育、房屋、醫療等社會建設，又提供廣泛性的社會福利，並保護公用事業公司。正如 研究城市經濟的著名學者Peter Hall形容，即使接納香港政府的管治是自由放任，也是一種由加入了城市建設元素的社會主義色彩（laissez-faire underpinned by municipal socialism）。 香港房屋部門在過去三十年在城市建設有不可否認的貢獻。在香港轉型下，房屋署應該再找出路。現在內地技術工人奇缺，開始向香港招手，房屋署應考慮作出配合。
「租金券」計劃值得考慮
房屋署不再興建居屋，轄下發展處的二千一百名員工每年接近二十億元的薪酬支出卻難以大幅削減。年中房屋署宣布在未來四年削減編制三成，每年節省十三億 元。但房屋署有一萬一千四百名員工，薪酬開支為五十四億元，平均每名員工的月薪為四萬元。削減了三千五百人後，薪酬開支為四十一億元，平均每名員工的月薪 為四萬三千元。香港公共房屋建設在國際上也有一定的好評，何不找內地政府部門合作，提供公共房屋建設服務。內地不少地方如深圳想方設法吸引「海歸派」回流 進行建設，對海歸派提供公共房屋優惠。因此以香港房屋署的品牌來招徠或許有一定吸引力。 房署亦可以重新考慮較早前提出但已擱置的 「租金券」計劃，當時計劃資助公屋戶在私人市場租樓，津貼最高四成租金。一個合資格的四人家庭，每月最多可領取二千六百元津貼金額。筆者建議，考慮將「租 金券」的適用範圍擴大到內地租金，只要申請人符合內地培訓技術工人的資格即可。「租金券」可以協助香港製造業工人到內地再展新生。房署更可以和內地科技園 合作，在廠房附近建設現代化社區，吸引香港及海外技術人員，安居樂業。 保競爭力排名 靠港人自力更生 - 經濟日報
兩間歷史悠久及享負盛名的國際機構——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及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對世界上主要經濟體系作出比較，分別制定競爭力指數，並且每年都作出更新。
◆兩國際機構 評分方法有別◆ 在他們的研究中，香港的公共管治水平一直有很高的評價，令香港的競爭力排名在2000年前都在十名之列，但這已是明日黃花。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2003-2004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的競爭力仍然未有止跌象。2000年香港排第7，01年第13，02年第22，而今年再跌至24；至於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則穩居第6。 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力有三種分類指數，包括宏觀經濟環境、公共制度及科技分類指數。香港的宏觀經濟環境分類指數，一直名列前茅，去年排第3，但今年卻大幅下跌，只列第15。香港科技分類指數更由去年的第32再跌至第37，跌勢慘不忍睹！
◆公帑運用遜外地 排名跌◆ 如果翻查報章，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去年的公布，香港當年應排第17，為甚麼有這樣的差別呢？原來，世界經濟論壇認為，在公共財政的運用上可能有浪費現象，於是再修訂計算方程式。 在新計算方法之下，去年香港的排名再被調低；換句話說，香港公帑運用低於世界一般水平！ 至於位於瑞士洛桑的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IMD）所發表的《2003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今年首次改變評估方式，分成兩個組別進行評估︰第一類是人口少於2,000萬的國家和地區（簡稱「小組」），第二類則是人口超過2,000萬的國家和地區（簡稱「大組」）。 香港的排名急升，在「小組」中，由02年的第10位升至第四位，超越多個國家包括瑞士、盧森堡、瑞典、荷蘭、奧地利及愛爾蘭；不過，仍然低於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的新加坡。 這份競爭力研究報告亦包括政治及管治效果，在政府決策執行效果的評價上，香港評分比對上一年下跌0.4分，只排「小組」尾8，但由於大型經濟體系在這方面表現較差，令香港在全球佔32位，但就下跌9位。 政黨對於經濟挑戰的認識，香港在「小組」排14，反而不是太差，但評分亦下跌0.1分。 報告亦顯示，政府對社會凝聚力的重視程度大增0.67分，但在「小組」仍只排第20。然而，香港政府內部的政策方向共識評價上，在「小組」中排行尾7，在全球更排第47！
◆私企效率高 抵政府表現差◆ 香港在這份競爭力報告排名急升，究竟是因為香港在那一方面表現有改善呢？ 答案是商界的效率；香港在這方面的評估，去年是「小組」第6，今年升為第2。香港商界的適應力及財務上的效率，是「小組」中所有經濟體系中排名第1，再加上香港的勞動力一直有很高的評價，香港在這方面的競爭力有更上一層樓的表現。 由於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看重私營部門對競爭力的重要性，因此和世界經濟論壇著重點不同，於是出現南轅北轍的結論。 那就是說，香港公營部門表現持續滑落，幸好有私營部門勵精圖治所抵償，這正顯示香港人的頑強競爭力——自力更生。 外企減聘港人 盼CEPA扭乾坤 - 經濟日報
政府統計處最近出版「2003年海外公司駐香港的地區代表按年統計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在2003年6月2日，外資在港的「地區總部」共有966家，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8家，再創歷來新高。 外資在港設立公司統籌亞洲區的業務，除了用「地區總部」的形式之外，亦可以用「地區辦事處」。所謂「地區總部」，是指一個辦事處，有權統籌區內的其他辦 事處的運作及業務，而毋須經常詢問母公司。相反，「地區辦事處」雖然有權統籌，但須經常詢問母公司或地區總部。至於駐港的「地區辦事處」在03年中則有 2,241家，亦上升70家。
◆營商環境評價再惡化◆ 報告有憂亦有喜，令人寬心的是，駐港地區統籌中心的業務區域範圍在擴張中。事實上，和亞洲各地建立緊密商業聯繫對香港長遠發展非常重要，而處理亞洲各地業務的駐港地區總部數目都有半成至成半的增幅。 不過，令人憂心的更多，首先，香港營商環境的評價再惡化。在前兩年的調查中，大概都有三分之一跨國企業認為香港營商環境變差。三分之一的比例已經很惡 劣，怎料今年的報告揭示最新的不滿比例，竟升至超過一半！而投資推廣署表示，「駐港的地區總部及地區辦事處數目持續上升，顯示香港的經濟正逐漸復甦。」這 是不是實情？
◆助國企外闖角色 缺支持◆ 仔細翻閱報告便可以發現，在2002年中到2003年中 期間，香港增加了10家新地區總部及82家新地區辦事處，不過，亦分別有15家及50家在1997年或以前來港的地區總部及地區辦事處撤走。可見，有不少 對內地有充足認識的跨國企業直接遷入內地。而在這項調查中，被訪的企業認為中國內地的商機，對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或辦事處的重要性只排第11，在坊間及傳 媒所吹噓的香港中介角色在外資眼中不值一哂？再者，香港日本人商工會議所（即本港日本商會）最近公布的調查亦顯示，有三成半及兩成受訪企業表示，計劃及考 慮把本港部分營運工序搬去內地，最受歡迎的是深圳，更有半成的本港日商表示會考慮完全搬往內地，有關憂慮不能忽視。 回說地區總部數 目，新總部數目還少於撤離的數目，那麼地區總部增幅在哪裏？關鍵在2001年。在2002年調查報告中，2001年開業的地區總部總共有20家，但 2003年報告卻增加至42家，背後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是2002年報告中的數據不準確或滯後，另一可能是跨國企業在2001年來港先成立低層次的「當 地辦事處」，到2003年中之前紛紛「升格」。 我們可以將地區總部及辦事處的總數看成跨國企業地區統籌中心的數目，從（附表）可 見，歐美國家的企業在2002至2003年期間來香港設立地區統籌中心有明顯增加，不過，日本、中國內地及台灣卻大幅減少，在這段期間單是中、日企業地區 統籌中心少了50多家！香港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前哨站角色，也沒有這方面的數據支持。
◆「港企」利攻華 可望增聘港人◆ 跨國企業地區統籌中心對香港就業有多大貢獻呢？雖然地區總部的數量略有上升，但受聘人數再下跌，人數少了2,300人。平均聘請的員工人數連年下跌，由 2001年的103人，減少至2003年的85人。而地區辦事處方面，平均聘請的員工人數連續3年保持為36、37人左右，員工數目增加約1,000人。 可見，隨著香港經濟轉型，而港元幣值不變，大型跨國企業地區統籌中心有需要減少香港僱員，即使新設立的地區辦事處所增加的就業崗位亦不 能抵銷；CEPA落實後，被界定為「香港公司」會有率先打入內地市場的優勢，而「香港公司」必須有至少一半是香港員工，但願未來一年就業情況會因此有所不 同。 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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