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企業應探索日本商機 - 信報
筆者在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信報》的「辭官還是趕科場？｜外資駐港地區統籌中心調查的啟示」一文已經舉證，在二○○○年中（截至六月一日 止）至二○○一年中期間，在港的日本地區辦事處少了六十二家；又有起碼二十六家在一九八一年或以前已經在香港開業地區總部撤走，相信其中不少是日本企業。 在香港的日本亞洲地區總部及辦事處總數二○○二年中有六百三十家，比一年前少了六十三家，這亦是一九九八年以來首次下跌，但一年間急劇減小了一成的日本大 企業，香港對日本企業的中介作用愈來愈減少在當時已經顯出端倪。 前任日本駐港總領事橫田淳提出港日關係發展的一個重大障礙就是日 語。他引述一些日本廠商表示，在上海聘請能操日語的管理人才比香港容易；事實上，他不滿日語沒有列入中學會考課程，令日語只被一家中學列為課程，香港人在 日本大學取得的學位也不獲承認。香港人沒有著意發展中日之間的中介角色，在言語及文化上，香港都沒有多大作用，日本企業直接遷入內地自然順理成章。
歷史性因素妨礙發展
然而，橫田淳也很坦率地指出日本企業的擔心。日本企業對中國的營商環境「非常」不滿意，因為內地缺乏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法律制度及規則條例透明度不足，預測性低，更欠缺履行義務的意識觀念。筆者相信，還有一項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對日本人是有深層的憎惡。 在中國主辦亞洲盃期間，不少中國球迷把對日本侵華舊恨情緒牽進去，公然對日本隊及日本球迷表示敵意，以噓聲「迎接」日本球隊出場，日本國歌伴著噓聲中奏起；中日球隊決賽結束後，數百名內地球迷在體育場外罵髒話、擲瓶、焚日本國旗發洩不滿情緒。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二○○二年在全國二百多個縣市進行首次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中國人對日本感到「不親近」和「很不親近」的高達四成多，「非常親切」和 「親切」只有半成；更令人驚訝的是，香港「戰地記者」張翠容曾與一位內地老人家談到在伊拉克被擄的日本人質事件，她認識其中一位女人質，很善良，在伊拉克 做一些很有意義的工作，但那位內地老人家只聽到「日本人」三個字，便說：「伊拉克恐怖分子為什麼放走日本人質？把他們砍頭便是了。」這在在說明中國民間瀰 漫一股強烈反日的民族主義情緒。
日商早作兩手準備
任何一宗事端都會成為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的導火線，也是日商在內地的最大政治風險。即使在內地營運有低成本的優勢，有必要把愈來愈多的工序及營運遷入內地，以保持在業內的競爭力，日商仍然要有第二手準備。 日商應該和港人合作淡化「日資」色彩，或者僱用港人及內地人作中層甚至高層管理，或者在港設立總部。二○○三年十月，香港日本人商工會議所向會員進行的 一項調查發現，有三成半受訪者表示將把部分生產工序移往內地，更有百分之二將遷離，百分之五正考慮遷離。雖然如此，仍有六成半認為香港營運總部是重要及必 需的，較前年增加七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在日本政府未有深切悔疚侵華行為的背景下，日本企業一方面將把工序及營運遷入內地，另一方面更體會到把總部設在香 港的重要性。 然而，面對亞洲最大的經濟體系，香港政府及企業理應多加探索商機，配合內地發展策略，擔負起中介及其他角色。 二之二 廣東道連接廣東——南環線新思維 - 信報
九鐵計劃斥資近一百億元興建九龍南環線，將東鐵尖東站和西鐵南昌站連接起來，聯成一個Ｕ形的「笑容」，最快可以在○八至○九年綻放。九鐵原定在廣東道建中途站，但在今年三月宣布，因不符合商業原則而放棄興建，南環線成了破相的「扁咀」。 九鐵最初的廣東道站方案，建議拆卸及重建兩幢商業大廈，九倉認為不切實際，因為補償額高達三十億元。 九鐵主席田北辰公開質疑「吊起來賣，受損只會是乘客」，九倉大表冤枉，資料提供變成「超高報價」，反建議在地底興建廣東站，補償費用降至六億元以下。 從個別傳媒報道的九鐵內部評估數據，連同建造成本約十多億元，廣東道站的總成本約二十億元，每年有關車站的營運成本五千萬元。棄建廣東道站，每日客量只 減少一萬多人次，只令鐵路的回報率下降百分之一。即使沒有廣東道站，人流始終會用附近的尖東站，人流用「雙腳」，十分鐘便走到廣東道。乘客的便利感其實是 很昂貴的，他們不願出資。 然而，中港城客運碼頭的出入境客運，星光大道所帶來的旅客人流，新建住宅樓宇落成後的社區需要，再加上作為一個重要購物區，廣東道的交通擠塞問題只會日益嚴重。即使沒有廣東道站，該處仍然維持頻繁的交通。 現階段在傳媒中流傳的數據還不能作準，而「兩九」若謀求雙贏，理應將成本造價降低。不過，問題的核心或許不在造價的差距，而在思維距離，他們一直認為無法分享對方因建新站所增加的額外利益。 廣東道站存廢決定在即，解決之道要跳出原有思維。跳出的第一步是，如果造價真的很高，意味著乘客的便利感不能以平價方式提供，否則何人作出經濟補貼呢？ 然而，撇開其應有的社會功能不談，單從商業角度來看，九鐵為何不能將廣東道站票價訂價高一些，為乘客提供一個選擇？根據運輸署二○○二年進行的交通習慣調 查結果顯示，無養車的市民覺得上下班時的交通時間價值，平均每分鐘值五角。也就是說，對一般打工仔來說，十分鐘的交通時間價值五元，在廣東道站的人流來 說，價值可能更高。
提供優惠吸引人流
即使是高票價，商戶當然會提出各種購物優惠 或補貼，以保障或吸引人流。因此，九倉或╱及商戶可以推出優惠計劃，仿照停車場給予商場顧客優惠的做法，只要在商場消費超過某一個數額便可以享有折扣，折 扣額甚至可以高達九折，甚至免費。不願付出額外車費及消費額的乘客，選擇由尖東站步行到廣東道，沒有參與廣東道站的投資建設。這種安排根據商業原則，如實 反映各自的經濟利益，公眾的便利也不會因為商業機構之間利益分配不勻而被犧牲。 第二步是更深層的問題。讓我們拉闊視野。針對來往內 地及本港的商務旅客，港府計劃興建連接香港至廣州的區域快線，由香港到廣州只花一小時，再轉駁武廣快線，到武漢只多花四小時。香港的終點站仍在商議，但政 府傾向將終點站設於市區，包括紅磡、西九龍或尖東站。然而，為何不在廣東道呢？據聞九倉有意重建廣東道物業，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作出規劃，將廣東道站建成 區域快線及接通東、西鐵的最大型香港鐵路總站，亦是香港的文化地標、連接廣東以至融合內地的基建地標。 一直以來，香港集體運輸系統的目的是將人流送去人們的目的地，車站聚集太多人是一個頭痛問題，因此一直不鼓勵「集」，只鼓勵「散」；只有「流」，沒有「留」。只想乘客「快閃」，逗留短時間，因此地鐵沒有洗手間，沒有悠閒，更不會有文化活動。 哈佛建築設計學院的庫哈斯教授（Rem Koolhaas）形容亞洲的所謂「國際都市」為「通屬城市」（Generic City）。這個模式的都市一切「通屬」，一式一樣，摩天大樓、購物商場公式化，沒有歷史感（李歐梵二○○三《尋回香港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頁十六）。一個國際級城市應該有豐厚的文化歷史遺產，最明顯的便是火車總站。 歐洲人可說是最懂得保存文化遺產的民族，古舊建築物和博物館是他們引以自豪的景點。例如瑞士的火車總站建築物雖然一直有擴充及修葺，但仍然保留本身的建築特色和氣派。
重新組裝舊火車站
香港卻一味將自己定位為購物天堂，從不好好保存歷史建築物。蒸氣火車年代的尖沙咀火車站在一九七八年被拆卸「肢解」，鐘樓留在天星碼頭，六枝羅馬式石柱 搬到尖東羅馬廣場，大吊鐘放在火炭九鐵總部大樓內。建築署計劃二○○六年「物歸原地」，何不將古舊火車站保留神韻，讓尖沙咀鐘樓在廣東道站重現光輝，更擴 大規模，發展為舊建築的新地標？ 在已成熟的人流支持下的香港鐵路新總站將帶來龐大的商業利益，「兩九」以合營的身份，理應各得其所，大眾可得便利，香港亦提升文化水平，這才是三贏方案。 工資及薪金指數背馳的迷思 - 信報
署理政府經濟顧問茅以麗公開表示，相信工資已經見底。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張建宗更公開呼籲企業，按市場情況調整工資。香港的低工資問題 是否否極泰來？坊間積非成是的說法是，香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面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工資大幅下滑，現在終於見到曙光了。這是實情嗎？ 一般傳媒採用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在內的就業人口月入中位數作港人工資指標。在二○○四年第二季為九千五百元，比去年同期下跌四百元。不過，筆者認為，不包 括外籍家庭傭工的數據更有啟示性。在這個較「本地化」的就業人口中，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在二○○四年第二季為一萬元，和去年同期持平。 而事實上，統計處進行很仔細的調查，追蹤香港人收入的趨勢。統計處的薪酬調查將香港僱員分為三個級別，分別為督導級及以下僱員、經理級與專業僱員（高層 管理人員除外）及高層管理人員。統計處認為蒐集高層管理人員的準確薪金比較難，所以只定期進行前兩者的工資水平調查。
整體名義工資無變化
督導級及以下僱員以下簡稱一般僱員，在金融風暴後，工資調整了多少呢？以一九九二年九月為基數一百的話，到九七年九月香港泡沫經濟高峰期，整體實質工資 指數（即扣除物價指數影響）為一○四點五，而各行各業的實質工資指數在一○○點八到一○九點一之間。到今年六月，整體指數為一一七點二，各行各業的指數在 一一四到一二五點二之間，不跌反升！ 如果我們從跨國企業的角度看工資，他們看重的並不是某一工資水平的購買力，而是某一時刻各地工 資水平的比較，因此他們不太理會當地物價變動。那麼，不扣除物價指數的名義工資指數又如何呢？二○○四年六月的整體名義工資指數為一四六點五，和九七年九 月的一四七點三比較，根本沒有回落。 工資指數希望反映的是，同一份工作的工資有沒有隨時間而變化。於是，統計處要確保接連兩次統計期的工作時間及職業結構保持不變，只純粹反映工資率的變動。即是說，一份工作每日八小時，改為每日十小時，工資雖然不變，但工資率便下跌（跌幅達兩成之多！）
以工作時間調節工資
一個崗位的市價在後泡沫期並無調低，原本職位的工資率仍然不變，甚至上升。例如工資指數可能反映銷售經理的職位薪酬持平，但一位原任銷售經理的打工仔， 被裁後沒法找回這份職位的工作，結果降級當前線的營業員。在後泡沫期，那些所謂助理經理或助理主任都變得不必要的，裁掉後，有關工作由經理或主任處理便 可。只是能夠受惠的只是少數人，他們兩個人做三個人的工作量。因此，工資指數上升，但大多數打工仔收入卻下降，因為那些員工被裁掉後，不能回復以往的崗 位，而重新入職的職位級別以及薪酬比以前下降。工資指數不能反映，亦沒有啟示能力。 後泡沫時期，香港就業市場的調節是來自削減崗位 的數目，因此職位空缺在減少。泡沫期就業市場中，港人能力不需提升亦自然（不論在舊機構或新機構）晉升，但後泡沫期卻相反，沒增值的員工會自然降職甚至失 業或就業不足。可見，香港人力市場並非以工資來調節，而以工作時間（就業不足或超時工作）甚至就業機會來進行。 薪金指數迷思．二之一 就業市場「肥上瘦下」 - 信報
其實統計處有一個更廣泛的薪酬指數，叫做就業人士平均薪金指數。最近經濟有增長的勢頭，今年第二季名義及實質就業人士平均薪金指數都比去年同期 上升。不過，奇怪的是，工資指數卻不升反跌。和去年六月沙士肆虐期比較，今年第二季名義及實質工資都下跌，在涵蓋的五個行業中，工資上升的行業只有二個， 分別是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以及個人服務業。若再細看更細分的行業類別，紡棉紗及梭織棉布業、印刷出版業、快餐店業、貨櫃裝卸及貨櫃租賃服務業、 地產租賃業的跌幅都超過百分之四。 為什麼工資及薪金指數背道而馳呢？
工資和薪金是不同概念
工資（wage）和薪金（payroll）是不同的概念。工資可以看為僱員的保證工資，即是僱員在正常工作時間內賺取的人工，包括基本工資及其他經常性 及保證發放的津貼及花紅。那些超時工作所得的收入及非固定發放的花紅就包括在就業人士平均薪金總額內。至於薪金，是將某一行業所有就業人士賺取的收入，計 出平均數成為各行業的就業人士平均薪金指數。粗略來說，可以看為企業花在員工的平均開支。 有趣的是，薪金指數上升，並不意味著薪金 上升。舉一個例子，二○○二年第二季運輸、倉庫及通訊業的名義薪金指數比上一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一點五，統計處當時解釋，部分原因是過去一年電訊機構裁減薪 酬較低的初級僱員，使薪酬相對較高的員工比例上升。同時，若一家企業削減薪金支出一成，同步削減一成員工，薪金指數會維持不變。 可見，薪金指數不能反映香港企業在後泡沫期內的整體薪金支出有沒有大幅下跌。反之，香港就業市場過去經歷的可能是：很多職位保持不變，但輔助性的員工被裁減，整個行業的薪金指數出現上升壓力。也可以說，保留職位的員工兼顧被裁員工的工作量，甚至略為加薪以作補償。 因此，薪金及工資統計數字都不能將這個調節情況反映出來。打工仔面對兩極化的處境，一是增值，面對大幅調升的工作要求，收入保持或微升；一是邊緣化，面對降職甚至失業問題。
專業人士薪金指數上升
再讓我們看看經理級與專業僱員薪金指數。奇怪的是，統計處採用的中文名稱非常混淆。雖然都稱為薪金，這級別的薪金（salary）概念和一般僱員的薪金（payroll）概念不同，反而和一般僱員的工資（wage）概念相近。 經理級與專業僱員薪金指數有兩個，第一個是薪金指數（乙），主要用作量度因一般「加人工」、工作表現良好和隨年資而增薪的薪金變化。二○○○年六月的名 義薪金指數（乙）為一三三點二，到二○○三年六月為一三六點三，上升近百分之三。第二個是薪金指數（甲），同一時期的名義指數由一二一點九下跌近百分之四 至一一七點三。兩者有什麼分別？ 很簡單，薪金指數（乙）只包括連續兩年均留任同一公司及同一職位的僱員，也就是說，不包括新招聘職員。而薪金指數（甲）則包括新招聘及新晉升職員的薪金。 於是，在香港近年的經濟環境下，新招聘及新晉升員工的薪金通常較現職員工低，因此薪金指數（甲）較準確反映企業真正願意付出的薪金水平。 和九七年泡沫高峰時比較，即使是薪金指數（甲）也錄得升幅【表】。 可見，後泡沫期的中層經理及專業人士薪酬仍然在上升中，由於這級別的僱員失業壓力不算嚴重，經濟結構調節的壓力轉化為嚴苛甚至不人道的工作量。 薪金指數迷思．二之二 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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