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屋超額減租 罔顧中產利益 - 經濟日報


《房屋條例》規定,公屋租金佔住戶入息中位數不得超逾10%,即是說,一半以上的公屋居民不應繳交多於入息10%。

而現時有一半以上的公屋居民繳交多於入息14%以上,結果被高院裁定違法,並要提出減租方案。

房署列出5個方案,不過點出其中3個方案非常不可行,引導公眾集中討論其餘兩個。

◆人人想分肥肉 添政治本錢◆

   第一個方案是一刀切租金調整,對所有64.5萬公屋租戶減租38%。這方案令房委會首年少收34.4億元,足以支付1萬多個公屋單位的建築費用。第二個 方案的理據是因為公屋綜援戶大幅增加,由98年的7.52萬戶(佔整體12.4%),上升至11.73萬戶(佔19.3%),是租金佔住戶入息中位數大幅 攀升的主因。因此建議完全豁免綜援住戶的租金,並將其他租戶租金減少10%。

  很明顯,第一方案是最有利於民粹議員爭取政治本錢,從整體社會的角度看,第二方案是最合理,而房署是暗地裏推銷第二方案。

事實上,綜援戶租金由社署支付,而有關綜援金亦算入「收入」中,令租金與收入比例的數據出現扭曲。綜援戶租金豁免剔除了這個扭曲。

   綜援戶租金減至零,整個中位數已經下調至10.1%,已經非常接近法例要求水平。保守計,其他租戶只要減3%便可以符合法例要求,為何還要讓非綜援戶減 租10%那麼多?事實上,豁免綜援戶加上其他租戶減租10%的影響合計之下,租金與收入比例中位數會跌至9%,遠比法例要求低,為何要這樣做?

   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根本是一件政治事件。豁免綜援戶租金只是減少房屋署的收入,轉為社會福利開支的節省,公屋租戶沒有「油水」和「着數」。相比於一刀切 減租38%,部分自利的公屋租戶眼見口邊的肥肉溜走,當然反撲。部分政客為求64.5萬公屋租戶的選票,當然會「為民請命」。房屋署即使心有不甘,也惟有 在政治上作出妥協,那便是減少非綜援戶一成租金。

  現時政府為估計達11.7萬的綜援戶支付的租金,每年達17.8億元,其他綜援戶減租一成涉及首年7.4億元少收收入,10年累積210億元的金額。假設他們的減租幅度3%,已可達到法例要求,房屋署這個建議是動用了10年共起碼147億元的「政治開支」,收買人心。

◆民粹當道 誰照顧社會利益?◆

  長期行政失當及一次「胡混立例事件」之後,政府用了數以百億元的公帑作「和頭酒」。

可惜的是,據聞政黨仍貪得無厭,反說政府「讓步」太少,要價更高。

在這樣的政治力量的組合之下,整體社會的利益誰人照顧?政治上最缺乏代表的中產階層利益又再次被犧牲?民粹傾向當道的政壇如何找回抗衡力量?普選會否強化民粹傾向?若是,我們又如何爭取普選呢?


香港「潛在」加「自然」失業率逾8.3%? - 信報


  政府統計處公布最新失業數字,並沒有出現如學界及市場預期那般持續好轉,一至三月的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只能維持平穩,仍然企於百分之七點二。根據筆者推算的單月失業率【表一】,經季節性調整的三月份失業率是百分之七點二。

   香港政府在就業市場方面是採取了「積極干預」政策,在二○○一年開始推出「調控失業率」措施,人為地壓迫失業率。政府近年更大舉干預,提供展翅、毅進及 副學士課程吸納青少年,在搵工行列中失敗者,不成失業者,轉而成為繼續求學或進修者。財政司長唐英年在財政預算案中撥款約十二億元,延續一萬一千多個臨時 職位,以及一萬一千個青少年見習就業及技能培訓機會。

  十五至十九歲青少年的失業率在去年六至八月升至歷史高位百分之三十五點一,失業人數高達二萬八千人,在政府干預下才減少一萬多人。至於十九至二十四歲年青人就以提供繼續就學來減少失業率的壓力,這個年齡組別的就學比率,由十年前的一成半,升至近三成。

 

每百分點20億公帑

 

   政府在四月中透露,在二○○三年底,由於各項創造就業措施,政府聘用四千一百三十二名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佔整體一萬六千一百四十七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兩成半以上。政府並無公布這四千多個職位的總薪酬,不過應該比每百分點二十億元昂貴,這批員工中有百分之十六月薪超過一萬六千元。

   香港在三月有二十四萬九千失業人口,如果沒有那筆十二億元撥款,人數可能會增加至二十七萬一千。換句話說,政府用十二億元人為地壓低失業率零點六個百分 點,每一個百分點失業率是用二十億元公帑換取!香港「自然」失業率在三月起碼達百分之七點八。引伸出去,香港失業問題可以以每年額外一百四十四億元(即總 共一百五十六億元)公帑解決!財政司長唐英年曾說過,有生之年不能見到香港失業率回跌至百分之三;要「解咒」,只需額外每年八十四億元公帑?

   除「自然」失業率之外,我們還應該計及「潛在」失業率。筆者曾經撰文論證,當經濟前景差時,雖然部分人延遲退休或投入社會搵工幫補家計,但失業者灰心而 離開勞動市場的人還是更多,因此亦緩和失業率上升的壓力。相反,當經濟好轉,失業者重燃信心,重投勞動市場,亦減慢失業率下跌的趨勢。

   香港勞動人口,即包括就業及失業人口,在二○○二年十一月到達高峰的三百五十二萬四千。其後受經濟不景影響而下跌,在二○○三年十一月勞動人口跌至近期 的低位三百四十八萬二千,即是說,少了四萬二千人找工作。如果這批人都是灰心失意的失業人士,當經濟好轉會重投就業市場的話,香港失業率下調是面對很大的 制約。

  三月份香港勞動人口回升至三百五十萬五千,若果回升上三百五十二萬四千高峰,還有近二萬人及逾零點五個百分點的「潛在」失業 人口及失業率。於是,香港三月「潛在」加「自然」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八點三!必需強調的是,以上的推論已經是保守估計,「潛在」加「自然」失業率絕對不只百 分之八點三。

 

每年新增二萬多勞動人口

 

  此外,每天有一百五十內地人、一年總數五萬多人持單程證來港,其中一直以來有超過一半會找尋工作。在二○○三年第三季,總共有百分之五十三點八的單程證新來港人士打算找工作,也就是說,每年有超過二萬新增勞動人口。有多少會變成「潛在」甚至「實現」失業人口?

  當然,樂觀來看,香港和內地融合或許令部分勞動人口移進內地,這些「潛在」失業人口不一定會出現。而且自由行帶旺各行各業,尤其是零售業,可以吸納眾多非技術性勞工。實情是否如是?

   最新的失業數據證實,這個說法只是一廂情願。和○三年十二月至○四年二月比較,○四年一至三月零售業失業率(不經季節性調整)是上升!統計處暫時只能提 供截至○三年十二月至○四年二月的數據【表二】,數據顯示,零售業在沙士問題解決之後反彈,但失業人數在○三年第四季便見底,之後逐步回升!代表零售業的 立法會議員周梁淑怡便表示,自由行的利好作用並非完面性的,只集中在高價貨品的零售業。

  另外,從【表三】可見,曾經擔任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失業率在○三年十一月至○四年一月之後,不能再改善,失業率轉跌為升。這個數據雖然不能完全用作代表零售業的數據,但零售業對勞動力的吸納量明顯是被大眾高估了。

  如果細看不經季節性調整的整體就業情況就更令人擔心。就業不足率由百分之三點三輕微上升至百分之三點四,多了五千二百人就業不足。在三月,就業市場吸納了六千五百人,但由於多了一萬零八百人找工作,失業人數增加了四千三百人。可見,「潛在」失業率正在「實現」中。

 

難越6.9%雷池半步

 

   一及二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單月失業率【表一】,由於農曆新年就業市場較波動,不能作準。如果剔除這兩個月,單月失業率在去年五月見頂後,在十一月已經回到 百分之七點二,之後並未見明顯改善。如果再細看,自二○○二年以來最理想的單月失業率只是百分之六點九,難越雷池。香港的結構性失業率是否卡在百分之六點 九呢?

  當在香港股市低位反彈一半之際,香港失業率仍困在六點九至百分之八點三,再不施以大手術,結構性失業問題有可能解決嗎?


名嘴「封咪」與香港新聞自由排名 - 信報


  兩位商業電台「名嘴」鄭經翰及黃毓民在兩星期內相繼「封咪」;「接 咪」的一位主持前行政局首席議員李鵬飛猶如接了燙手山芋,也火速宣布離任;在香港電台時事烽煙節目的主持人吳志森亦遭調職。鄭經翰對封咪的解釋是因為感到 言論自由受到窒息,又有朋友轉軚而無心戀戰。黃毓民覺得身心俱疲,又向部分立法會議員及傳媒傳短訊,說:「喪鐘為你我而敲,被迫做逃兵,情非得已。」吳志 森就說,政治環境令他「膊頭好重」,連與家人返內地過關時都膽怯。

  他們被認為是港人「出氣口」,他們的「咪高峰」「高封」會否令港 人屈氣難洩?名嘴封咪事件不單是港人之事,更竟然成為國際傳媒關注的題材,美國《洛杉磯時報》、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及澳洲《時代報》都有篇幅作出報道 或評論,頓時令人感到香港言論空間窒息的白色恐怖。

 

資訊需要媒介傳遞

 

  一些人以為 新聞及資訊自由是政治事物,我們應該響應特首所呼籲,不要再在政治事務糾纏及浪費時間,應重新著力經濟建設。這個觀點是忽略了資訊自由對香港長遠發展的重 要性。正如九倉集團的「掌舵人」吳光正,在二○○二年二月以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的身份說過:「透明度與新聞自由保障了一個公平交易的遊戲規則,……沒有一 個金融中心是沒有新聞自由。」而新聞自由不是一個制度而已,「資訊流動不是存在於真空中的,而是需要一些媒介、中間人或者代理人來傳遞資訊。」(羅金義、 李劍明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二○○四年,xxxii頁)

  香港美國商會二○○二年度主席詹康信在就職儀式上列舉香港四大營商優點,其中一點就是有充分的新聞自由。他認為在香港,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傳媒表達他們的任何觀點,而且對政府的意見貶多於褒。

  沙士危機顯示香港的新聞和資訊流通自由是對外資極重要的定心丸。因此,很多人認為,回歸之後,香港在國際社會上仍然享有新聞自由的聲譽。究竟在國際社會上,香港新聞自由有何評價?有什麼勢頭?

   「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組織在二○○二年十月開始公布全球新聞自由排名表,當年香港在全球一百三十九個國家和地區排名第十八。短短一年後,在全球一百六十六個國 家和地區,香港排名跌了三十八位,跌至五十六,令港人稍稍安心一點的是,競爭死敵新加坡只排名一百四十四。

  而總部設在紐約的民主組 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今年四月底發表的全球性調查報告顯示,生活在新聞自由國家的人口比例,在過去兩年下降百分之五。該組織根據出版、廣播和互聯網自由度,將一 百九十三個國家及地方的新聞自由劃分為自由、部分自由及不自由三個級別,香港人現在活在什麼級別呢?答案是不知道,unclassified。

 

「自由之家」除名

 

  在回歸前,在百多個國家及地區中,香港在九三至九六年間「自由之家」調查中排行第三十,到九七年跌至第四十一,回歸後竟然被排除於調查之列。缺乏國際眼界的特區政府看來是不聞不問,外人看來,「一國兩制」會否變成空談?

   除了國際組織的排名之外,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價是愈來愈低。例如,美國國務院在《二○○○年度香港報告》仍然強調香港傳媒享有自由,可批評中國領導人。不 過,報告當時已指出一些不妙的苗頭。他們指出,當時的廣播處長張敏儀,在香港電台節目播放台灣駐港代表鄭安國的「兩國論」不久後,被調職日本,因而質疑這 次調職是否政治性,與及是否因北京指示而行。

  到二○○二年三月,美國國務院在《全球人權年報》轉為提出關注香港的新聞自由。報告提 到董建華公開批評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低趣味」,又指香港傳媒對有關中央政府的敏感議題進行自我審查。例如《南華早報》前中國版編輯林和立離職後,《南 華早報》雖然繼續報道中國的內部政治新聞,但篇幅明顯減少。

  外國記者協會前主席Thomas Crampton在去年沙士事件完結後指出,內地一直缺乏新聞和資訊自由,而香港有高度新聞自由,以及大量有關內地資料和消息,因此香港一直扮演中國「傳 聞」中心的角色。亦因為如此,許多外國傳媒機構才將亞洲或大中華總部設在香港。若這個角色不再存在的話,估計會有更多外國傳媒把總部搬到北京、上海,直接 在當地收集「傳聞」,或遷往成本較低但亦有一定自由度的廣州、深圳,以至泰國。

  另外,政見不同的香港傳媒,長期以來遭受被拒出席或 不被通知記者招待會,甚至斷絕廣告供應等的壓力,處於競爭劣勢,出版事業打入內地市場更是天方夜譚。在這個內外交困的宏觀環境下,香港傳媒難以健康發展, 大部分不做健康訊息中介人,在碩果僅存的個別例外,紛紛做了病態訊息「扯皮條」。

 

七一嘉年華、朝聖及公共空間 - 信報


  香港的達官貴人在回歸升旗禮中,唱著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懷著類近的情懷,數以十萬計的香港人以血肉連成城市長龍,以行動表達一份當家作主的訴求。

  九七年前,香港人是難民後代的過客,在借來的地方及借來的時間,即用即棄,急功近利搵快錢。七一遊行正式宣布,遊子落葉歸根,以驚世方式咆哮:「我們要找到自主性」。

   如果為政者將五十萬人上街遊行視作不穩定因素,那是杞人憂天。《政經風險評估》在去年底訪問逾六百名在亞洲地區工作的外籍人士,對十四個國家和地區的安 全作出評級,結果香港排名第一。報告指出,香港幾乎每天都有示威活動,但不意味著香港社會不穩定。而七一遊行的非暴力表現,反而反映出香港社會穩定的傳 統。不單如此,中國政府事後表現克制及推動自由行刺激本港經濟等措施,進一步強化香港的穩定性。

 

毋須介意口號

 

  如果為政者仍舊以為中央施予香港政策優惠,令香港經濟死裏逃生,港人能夠溫飽便心滿意足,那便是「捉錯用神」。

   今年,人們上街是為了什麼?言論自由受威脅?爭取○七、○八普選?不滿特區政府?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及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者的民意調查,百分之五十 六的遊行人士在去年七一遊行之後便決定參加今年遊行。他們怎知道一年後的政治議題呢?怎知道名嘴封咪呢?人們支持○七、○八普選,為何在其他遊行日子,人 數不及七一的十分一?因此,在即時性的政治議題之下,七一遊行有深層的文化結構。

  在上述的調查中,百分之七十八的受訪者表示,上街 遊行是因為一份體驗及參與。外地親友問:「『你無去過七一?算是香港人嗎?』」;七一遊行已在默默地建立香港人的身份,一種在世人面前亦引以為傲的文化身 份。很多人亦都觀察到,今年遊行行列中,多了很多年輕人,他們以音樂、話劇等更活潑的形式,令遊行加添嘉年華的色彩。遊行少謾罵,多笑容;少沉痛,多輕 快;少口號,多祥和。一些專程來香港看七一遊行的海外華人看不到一般示威活動的激昂,還摸不著頭腦。他們不能明白的是,香港已經孕育出世上可能是獨一無 二、史無前例的民主嘉年華。

  在遊行前,應否叫喊「還政於民」一直爭議不休。主辦單位在七一前夕說,參與者應否叫喊這個口號,可以自 由決定,「各自表述,只要不喊反對民主口號便可」。然而,叫喊「反對民主」口號有何不可?民主的大前提是人民的心聲能夠表達出來,經一個尊重少數人的機制 決定社會政策。任何一把聲音都不應被壓抑。我們不同意對方的意見,但必須維護對方發表意見的權利。事實上,叫喊者叫喊反民主,行為上卻支持參與民主。真正 「反對民主」的人不出聲,暗中打壓。香港人講道理、重法治、守秩序,不喜糾纏在虛無縹緲的爭論上,我們無需政治原教旨主義。

 

政治也可不醜陋

 

   筆者幻想,如果親中派不讓泛民主派壟斷七一遊行的塑造,將七一看為香港公共空間,發起慶祝回歸的民主行,同時在軒尼詩道上,和泛民主派各自表述。筆者幻 想,七一遊行可以超越所有利益爭逐,超越主辦單位的政治議程,可以容納所有香港人,即使意見相左;容納所有訴求,即使互相衝突。若是如此,七一遊行便成為 一個世上罕見的公共空間。世人若看到一群人喊著「還政於民」,另一群人力竭聲嘶作出反對,但雙方都接受對方的發言權,那便是政治也可不醜陋的民主樂土。

  事實上,七一遊行已經有民主樂土的雛型。在港大亞洲研究中心去年底一個國際性學術會議上,一位美國學者談到七一令人對香港刮目相看。她 說,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一個台灣研究的會議上,一位政治學的權威學者讚揚香港人這次政治活動。他形容為在全球舞台上一項最具想像力的政治工 程,而他估計不到香港有這個孕育能力。

  在九七年前,香港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研究對象,因為當時香港處在東、西方兩大文明的夾縫中,面 臨劃時代的政權移交,卻又歌舞昇升,活像飛龍在天。回歸後,香港不再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焦點。然而,七一遊行令香港神彩再現。沒有去年偶發的廿三條及沙士事 件,今年七一卻再度遊龍在城,勢必引起學界巨大興趣。著名學者李歐梵寫道:「我以本地人和外來者的雙重身份出席,發現幾乎所有外來學者都是因為嚮往香港文 化不遠千里而來,尤其是美國學界,對香港文化研究熱持久不衰,反而是本地人將之批評得體無完膚。」(二○○三李歐梵,《尋回香港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頁八二—三)兩年七一之後,他們的私人興趣將得到學術經費的支持,重塑香港在世界文明地圖位置的研究也可以展開?

  民主嘉年華各適其適,公共空間自由表達,相互接受。香港七一已經吸引內地及海外旅客來港親身一看。香港文明若再向前走一步,七一遊行甚至可以發展為「民主朝聖之旅」。

   下一年七一會怎樣?昨夜在夢中,筆者看到再次齊集維園的半百萬人,用百達通卡記錄出發,不用再拗數;主辦單位不叫口號,大眾發揮沉默的力量,活像集體民 主默想之旅;在分支路上有攤檔,教育民主理念,也有書攤,售賣政治書籍;海外交流團、考察團絡繹不絕,拍攝錄像,教育他們的下一代;晚上召開國際學術會 議,發表有關七一的研究論文,聯合國文教科組織派員主持及考察……。

  夢醒之後,發現一切依舊,唯有再等待另一個七一的到來?


香港-深圳「雙子城」 - 信報


  深圳與香港上月在港舉行首次合作會議。在會前,內地傳媒及駐港報章不斷報道,深圳一方對港深合作期望甚殷,期望將兩個城市定位為夥伴關係,成為 經濟運作方式相近的「共生城市」,並稱之為「雙子城」。不過,深圳的「雙子城」提法並不強調平等性,相反,深圳市長李鴻忠在港表現出以香港作為龍頭,馬首 是瞻的態度,深圳只會定位為服務香港,更強調「沒有香港,就沒有深圳」。

  然而會議結果看來是失望的。會後簽署的加強合作備忘錄,內 容貧乏,並無具體成果。協議主要是方向性的,包括推動法律服務執業資格互認;改善過關配套,令人、車各自在半小時及一小時內完成清關手續;研究在深圳辦好 「港人子弟學校」;安排香港公務員到深圳掛職交流;設立研究機制共同研究河套區發展等。

  兩地融合最重要的是促進人才、貨品、資金及 資訊流通無阻。深圳政協內部會議曾提出,要將深圳及香港貨幣自由流通、容許成熟的香港金融產品和服務打入深圳的建議當然不易落實,但現在的協議內容不單貧 乏,更可說是濫竽充數,只有一些低層次的促進資訊流通的建議。開會、考察、溝通也成為合作協議,例如,每年召開投資推廣聯席工作會議;在工貿合作上互設網 絡交流信息;不定期組織代表團互訪考察,進行經貿交流;建立定期旅遊溝通渠道;共同打擊非法旅行社以及侵害旅客行為等。

  事實上,深 圳市是帶著濃厚的憂患意識來香港商討合作。在去年七月底,國務院三大部門組成的一個七人小組到達深圳市,展開約十天的深圳市發展的調查及研究工作。深圳市 正急切尋找突破的途徑,塑造未來,而這個看法亦得到中央的認同及支持。內地甚至出現一個說法:「兩地應盡快行動,不一定非要等中央下發CEPA的後續細則 才商議。」港深合作可以創新模式推行,中央會盡量予以配合,並視之為新試點,稍後再推展到其他地方。問題是深圳需要怎樣的變革?

  深圳的智囊,社會科學院院長樂正在《二○○四年深圳發展報告》中便指出,深圳難以獨力建成國際化城市,只有與香港融為一體,才能提升國際化水平,與香港共同形成一個國際經濟中心。

 

港府囿於商家思維

 

  對於香港,「雙子城」之議也是極為合時。由於和珠三角以至泛珠三角城市發展有很大距離,香港將內地化作堅實經濟後盾的腹地知易行難。而最可行的第一步就是,從發展接駁距離最小的深圳開始,首先將兩地縫合起來。

  這次大規模會面沒有實質性成果,究其原因可能是香港一方仍然是那麼眼光狹隘,表現官僚,缺乏主動性、前瞻性及統籌能力。

   在一九九五年,深圳市政府已提出深港合作的思路,但香港當時回歸在即,殖民地政府當然並不積極。一九九七年之後,港人北上消費成風,但兩地政府還沒有共 同提升經濟競爭力的實務性合作。其後,香港積極推動CEPA,不過仍然囿限於商家思維,只想著怎樣打開對方的市場,容讓商家自由地開展及拓展業務,港方人 才、資金、服務如何能打入對方市場,至於策略性思維便完全欠奉。

  在深圳提出港深融合時,香港的思維是否仍然是獨沽一味—拓展市場呢?究竟深圳市場是否港方資金、人才的目標地?或許,香港人尋求的是華南及中國內地的廣大市場,深圳市場太小,成本比其他地方高,不是香港人的主要目標地。若是如此,香港政府自然不太積極吧。

   雖然對方說,以己為龍頭,但我們能罔顧夥伴,只談自己需要嗎?港深合作新一步必須要學習內地用語—「將心比心,換位思考」。港深產業整合不能一廂情願地 將產業「分豬肉」,假若港方期望保留金融、國際貿易、航運物流中心地位,要求深方在這些產業「讓路」,雙方合作只會貌合神離。現在掛在雙方口邊的一個說法 是將香港定位為接軌全球、輻射內地的泛珠三角物流體系的核心,不過,深圳港口發展迅速,難以阻慢,將香港定位為泛珠三角貨物出口點是否符合實情?

 

深圳已非吳下阿蒙

 

  深圳和香港近在咫尺,能夠同時成為物流中心嗎?長遠而言,若果香港港口的營運成本不作調低,泛珠三角的貨物有必要捨棄深圳的港口,拉到香港那麼遠嗎?香港物流中心只能定位於物流企業在泛珠地區東征西伐,還是香港作為空運及貴價貨品的海運樞紐?

  深圳已非吳下阿蒙,港深關係也再不是「前店後廠」。港深融合必需考慮的是產業布局,否則便無法超越惡性競爭。深圳究竟處在怎樣的經濟發展階段呢?

   深圳已經由低增值的勞動密集加工「後廠」,轉型為高增值的高科技產業聚合地(cluster),正朝服務型「前店」進發。深圳已經成為科研開發及成果孵 化及商品化基地,所生產的高新技術產品中百分之五十五擁有自主產權,在內地佔有領先地位,港深融合必然會強化深圳在這個產業的競爭力,亦增加香港產業的闊 度。

  兩地融合除了產業結合之外,另一關鍵是在於人才及貨物的流動。深方提出很重要的建議,港方卻討論不足,可能影響落實的可能及進度,下次再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