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選舉,選民怎麼辦? - 信報


  立法會選舉結果塵埃落定,泛民主派遭受嚴重挫折,誓奪得過半議席的豪情壯語不能實現,在多個直選選區中也不能搶去競爭對手在區內的議席,反被對 方穩守突擊的策略建奇功。泛民主派根本無力在任何一區囊括議席,在五個選區中,民建聯及工聯會有一區「保一」,四區「奪二」,總共席捲九個直選議席。

   泛民主派(包括「長毛」梁國雄,「阿牛」曾健成及陳偉業)其實取得一百零七萬多票,佔總票數(包括廢票)百分之六十。而泛民主派在三十個直選議席取得十 八席,也是六成,策略合格才對,因此泛民主派對策略的自責是來自貪勝不知輸,目標不切實際。泛民主派的「失敗」其實是過分低估及輕視對手的實力,訂下超高 的目標。結果造成在新界東「坐四望五」不成,最終反而「保四」失敗。泛民主派實力不足以獲得更高票數,策略也不足以將所得票數化腐朽為神奇,取得超額議 席。

  另一原因是,泛民主派山頭眾多,一盤散沙,同一陣營(嚴格來說,只是一個鬆散聯盟)內出現惡性競爭,令敵對陣營漁人得利。投票 支持民建聯的百分比較上屆低,議席卻增加。民建聯及工聯會只取得百分之二十五,理應只有七至八席,現在取得九席,原因何在?筆者不認為他們的配票策略有何 神效,親中陣營的勝利一方面是泛民主派自毀長城,另一方面也是自己黨性較強所致。

 

民建聯決策成功

 

   比例代表制客觀地有利於穩守一席,再謀第二席的政黨,尋求更多議席的政黨無論以單一名單或拆開多張名單出選都有不同的風險。在客觀形勢有利之下,民建聯 亦作出正確抉擇。他們在大部分選區(除九龍東外)只協調出一張參選名單,沒有惡性競爭。而投向民建聯的選民「認黨多於認人」,不介意自己的一票流向名單排 名較低而知名度較低的候選人,結果李國英便爆大冷勝出(他當選後,有人問筆者,李國英是男還是女?)

  筆者有一大膽假設,支持泛民主 派的選民心中對自己的選區是有一個理想議員組合。不少選民在民意調查中一直舉棋不定,因為他們想看清形勢後才投下一票,希望不要浪費自己的神聖一票。不少 選民未必投最喜歡的候選人名單,反而策略地投票一些次要名單,以確保最不喜歡的候選人名單不會當選,亦不願意將自己一票流到名單中所謂「掹車邊」候選人。

 

媒體效應驚人

 

  泛民主派支持者投票取決形勢,「認人多於認黨」,因此民意調查結果的重 要性可想而知。舉港島為例,選舉日前兩天,有媒體以「民調指蔡素玉林文輝必敗」報道選情,選舉當日的民意調查結果亦顯示,民建聯落後余若薇、何秀蘭及楊 森、李柱銘等名單八至十個百分點(參表一),然而,只有三分之二人對民調表達投票意願,即有百分之三十五是游離票及隱藏票。更重要的是,有普及媒體在選舉 天以整版頭條以李柱銘火併蔡素玉為標題,指出「民主之父」告急,更寫道:「兩個只能活一個。」

  結果是,民建聯有百分之十一隱藏票及 游離票,主要應該是隱藏票。(事實上,民建聯在五個分區隱藏票都可能超過十個百分點,參表二) 而范徐麗泰取得比民調結果多三個百分點的選票,然而余若薇 及何秀蘭卻只多得一個百分點,相反,楊森、李柱銘等卻取得十九個百分點(參表一),幾乎盡取泛民主派的游離票。若非媒體效應,如何理解這個驚人現象?若果 媒體效應能夠確立,媒體將成為將來政黨的必爭之地。

  無論媒體有意或無意,「兩個只能活一個」的頭條最終是徹底錯誤,兩人都活下來, 犧牲的是何秀蘭。民主黨為選舉日宣告選情告急而向選民道歉,這是否單純策略問題呢?事後孔明,民建聯名單第二候選人蔡素玉只擁有百分之四點三選票,泛民主 派卻有百分之五十八,三位候選人(每人需百分之十六點七)只用去百分之五十,餘下的百分之八足夠壓倒蔡素玉。

  比例代表制製造選舉光 怪陸離現象,而官方選舉安排水平低劣,更令人氣憤。選舉事務處連投票箱也搞不好,選票太大,票箱設計太細,票箱不足,令部分票站大排長龍,更要封閉票站, 有人等近一小時也投不到票,走三轉仍吃閉門羹。若他需要上班,他很可能便被剝奪投票機會。又有屋邨竟然安排兩個票站,有選民排一輪之後才發現入錯票站,要 到邨內另一票站投票。如果在晚上十時多才去投票,肯定會向隅而回。

  政黨也不遑多讓,不少候選人避談政綱,幾乎「無為而治」。反智加互相傾軋,坐擁道德優越感的民主黨,受桃色及租務醜聞打擊,選舉期間理不直氣不壯。一個陣營責對方「保皇」,另一陣營只強調穩定,雙方都不提施政構想。施政理念空洞之下,求變選民選出「反建制」鬥士。

  反建制的民主鬥士甫當選,便說因為在街頭收到「很多」意見後,考慮改變立場,宣誓效忠《基本法》。少數親身經驗帶來「少數樣本」,便達成「有代表性」的意見,他如何向沒有機會直接表達意見的選民交代呢?

 

選民無所適從

 

   更深層的問題是,當一張參選名單擁有不同施政理念的候選人時,選民投出那一票究竟是由誰人代表?當不同理念的候選人組成一張名單,而這名單在當選後各奔 前程,不會在立法會有相同投票取向,選民利益如何被代表?當選民被問及選了哪一人時,選民根本不知怎樣回答,將來有需要時也不知找哪人。在新界東,當民意 調查顯示泛民主派(所謂七一連線)頭三位穩坐釣魚船時,不在北區的游離票選民會否投票支持排名第四的黃成智呢?大埔區的選民將來找哪一位七一連線的議員? 面對民調顯示最後一席議席是黃成智、梁國雄及黃宏發之爭時,當選民對三人都不喜歡,他投廢票是否不合理做法呢?地區比例代表制真的千瘡百孔,令選民無所適 從。你叫選民怎麼辦?


李柱銘應辭職 - 明報


民主黨在多個選區濫用告急牌,又拒絕配票,最終議席自保成功,卻喪失泛民主派的領導地位。

選舉日前兩天,有媒體以「民調指蔡素玉林文輝必敗」報道選情,選舉當日的港大民意調查結果亦顯示,民建聯分別落後「余若薇、何秀蘭」及「楊森、李柱銘等」 名單8及10個百分點(見表),然而只有三分二人對民調表達投票意願,即有35%是游離票及隱藏票,事後顯示民建聯在每區都有超過10%隱藏票未在民調顯 示出來。從數據來看,3張名單第2候選人競爭仍然激烈,看不出誰人有必勝把握。

余若薇曾表擔心 置若罔聞?

更重要的是,有普及媒體在選舉天用整版頭條以李柱銘火併蔡素玉為標題,指出「民主之父」告急,更寫道:「兩個只能活一個。」事後孔明,蔡素玉只擁有 4.3%選票,泛民主派卻有58%,若以一張名單出選,3位候選人只用去50%,餘下的8%足夠大勝蔡素玉。另外,民主黨最終放棄採用「1+1=4」的配 票戰略,造成兩張名單惡性競爭,民主黨對損失此一席位難辭其咎。

為何民主黨打出告急牌?背後的評估是,這仗只是李柱銘與蔡素玉你死我活之爭?然而,從港大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李柱銘名單只比何秀蘭名單少2%支持率,為何 沒有想過告急牌會令泛民主派票源「左袋撥右袋」,一定對何秀蘭沒有影響?余若薇曾提出擔心過分使用告急牌會危及她們那張名單,為何民主黨聽後置若罔聞?民 主黨心中只有一個如意算盤,那是告急牌可以增加投票率,從而增加泛民主派的票源?若是,當晚上的投票率不可能提升到六成甚至以上時,為何不立即改變策略? 晚上傳媒已流傳民主黨票數驟升,連名單第3位亦可能有機會入局,為何和傳媒諗熟的民主黨會不知情,不採取行動?

如果是政治策略錯誤,這真是一個政治幼稚班學生的表現。更嚴重的嫌疑是,背後有政治動機,例如民主黨或/與「民主之父」暗中和後起民主派競爭,不能接受被他人超越。若是如此,民主黨勢必陷入戀棧權位的道德危機,雖是龍頭,卻帶頭懷鬼胎。

戀棧權位?不惜放棄盟友?

事後,楊森哽咽,向選民致歉;李柱銘則說,情願輸得轟轟烈烈。可惜,民主黨背負着極大道德嫌疑,選民很可能普遍質疑背後是否有私心,以虛假選情欺騙選民, 又不顧盟友處境,甚至不惜放棄盟友,事後又惺惺作態。民主黨及李柱銘若不能妥善清除疑慮,理應表現更高的政治情操。政治問責官員犯了嚴重政治錯誤應該辭 職,那麼民主黨犯了這麼大的政治錯誤,李柱銘卻說會做4年不開心的議員,為何不以辭職的方式消弭政治道德及策略的質疑?若不如此,民主黨公信力將在無聲無 色中喪失,將不再能夠擔任香港民主力量的正統。


結構性失業組別初探 - 信報


  六至八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下降至百分之六點八,是兩年半以來的 低位。總就業人數升至歷史新高,一年來一直上升的就業不足率亦「大轉勢」,由百分之三點五急速下降至百分之三點三,一下子少了逾四千人開工不足。不過我們 仍不能太樂觀,由於目前香港經濟復甦並無證據顯示是來自經濟轉型,始終只是周期性的動力,失業和就業不足的改善會遇上很大制約。

  我們經常說,香港正面對結構性失業問題,究竟這個問題有多嚴重呢?從最近出版的第二季《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報告便可以略探一二。

   不要以為經過兩個月之後,報告書反映的今年第二季情況已經過時,事實上,未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其後的兩個月都在上升,五至七月及六至八月都上升至百 分之七。官方公布的普及數據是經季節性調整的,是將畢業生因素等撇除後的數據。因此,在報告書內所發現的結構性失業情況,這兩個月的變化無法提供證據作出 否定。

  根據報告書,香港在今年第二季有二十四萬失業人口。二○○三年同期是香港失業情況最惡劣的時期,失業率達百分之八點五,事隔一年,失業率降至百分之六點八,失業人士減少六萬人。

 

何謂結構性失業組別

 

  要分析結構性失業問題,坊間一直泛泛而談。我們必需抽絲剝繭,仔細分析,找出「結構性失業組別」。而確立「結構性失業組別」起碼要有兩個先決條件。

  第一,「結構性失業組別」的工作崗位即使在經濟向上時亦不能創造出來,更甚的是會流失。那就是說,即使整體經濟復甦,亦只能增加部分工種,另外一些工作崗位卻只能微升甚至下跌。若整體經濟踏入衰退期,這些「結構性失業組別」的工作崗位更將會急跌。

  第二,「結構性失業組別」的失業人口不能轉任其他職位,形成長期失業者。這很容易理解,因為若這些「夕陽」經濟環節的失業人士能夠成功轉行,那便不構成結構性失業問題。

   香港是否出現這兩種情況?首先,香港有沒有長期失業現象呢?答案是肯定的。今年第二季,失業者中超過三分一即八萬三千人失業超過半年,比上一季減少了七 千多人。失業時間中位數為九十七日,比第一季縮短了九日。兩個數據都顯示長期失業現象略有改善,但和沙士肆虐的去年第二季比較,失業時間中位數更為惡化, 當時失業時間中位數為八十二日。換句話說,今年第二季的失業人士中,縱然經過經濟復甦期,超過一半要等足足三個月才重返就業市場,比去年同期等待時間還要 長得多,如果最終能夠等到的話。

  要尋找「結構性失業組別」,讓我們先看看不同的行業。在統計處的六大行業中,建造業是受失業問題打 擊最嚴重的。在沙士肆虐期間,建造業失業人數逾六萬四千,就業不足五萬二千人,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今年第二季則分別下跌至五萬、四萬三千及分之十六。 然而,建造業在今年的持續失業時間中位數為七十天左右,變動不大。期望從事這行業的求職人士達三萬九千人,粗略估計只有百分之二十二願意轉行。

  由於建造業就業情況取決於地產發展業及政府大型公共工程的規模,當地產泡沫後遺症根治之後,地產價格回升,政府繼續大興土木的話,建造業失業群是否不用轉行也能再被吸納呢?由於沒有確定穩妥的答案,現在難以判定建造業是否結構性失業行業。

   再仔細看統計處所細分的六個行業類別情況,第二季持續失業時間數據比上一季改善,動力來源來自兩個行業,分別是製造業與及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 業,前者由二百七十五天縮短至一百九十天,後者則由一百五十八天減至一百零六天,而三個行業並無改善,運輸、倉庫及通訊業更由九十一天增加至一百二十八 天。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今年第二季失業人數為二萬人左右,而其中只有倉庫業失業率比整體失業率差,然而,這行業只涉及數千個失業人口,不是香港結構性失業問題所在。

 

飲食及酒店業未見起色

 

   在較仔細的十九個行業組別中,建造業所包括的二個行業組別當然是失業情況最惡劣的。然而,名列第三位的竟是飲食及酒店業,出人意料之外。二○○四年四至 六月飲食及酒店業的失業人數比上季只減少二百人,仍高企三萬人,行內失業率仍保持為百分之十一點一,就業不足率略為下降零點二個百分點到百分之三點七。飲 食及酒店業就業情況不單沒有寸進,在整體市場向好的情況下,這個行業的「舊人」情況便愈顯惡劣。

  另一和坊間智慧相違的行業是批發及 零售業,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八。不要以為受自由行帶動,零售業應該沒有這麼高的失業率,相反的是,批發及零售業中失業者主要來自零售業,批發業的失業率反而 較低。在今年三至五月的零售業失業人數達二萬八千人,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一點四。無論如何,從行業分析,雖然個別行業就業情況改善進展不理想,仍然難以斷 定某一行業已確定為結構性失業行業。

香港失業率.二之一

 

年齡、工種與結構性失業關係 - 信報


  學歷是否構成結構性失業組別的元素呢?

  中學或預科程度的港人有十五萬四千人失業,其次是五萬一千的小學程度。事實上,香港 勞動力的學歷水平不高,在就業人士中,專上教育人士不足一百萬,相反最多的是中學或預科程度,總共有一百八十九萬人,佔所有就業人口一半以上。值得關注的 是,非學位的專上教育程度失業人數在二○○四年第二季突然止跌回升,季度增幅更達四成,增至一萬四千人。在整體失業率徐徐下跌的情況下,非學位的專上教育 程度的勞動力是否感受到「高不成低不就」的困擾呢?

  另一令人關注的是,當香港理應轉向高增值經濟體系時,人力結構並無出現相配合的 趨勢。具體地說,高薪職位並無增加,反而下跌。在今年第二季,每月入息超過五萬元的住戶數目跌破二十萬關口,這批高收入住戶的數目在過去一年一直減少,比 沙士肆虐的一年前同期少了六千多戶。另外,今年第二季,月入超過三萬元的就業人士和去年同期比較,只多了二千人左右。

 

高職人士有苦自己知

 

   因此,就業市場所創造的職位是並非較高收入的,這組別人士中部分人是默默地被取代。從職業類別的數據可以進一步獲得證實,經理及行政級人員人數由二○○ 四年第一季的近二十八萬一千人,大幅減少至第二季的二十六萬五千人,逆勢下跌一萬五千多人,和去年第二季沙士時期相比也少了一萬人。專業人士的失業人數亦 在同一時期增加,主要是在三十至四十九歲組別,就業人士比去年第二季亦略為減少,顯示打工一族的天之驕子就業處境「有苦自己知」。

  當然,經理及行政人員離去可能是轉行或創業,甚至是退休,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香港企業聘請的經理及行政人員在減少,而有經驗者更面臨職位喪失的危險。整體而言,香港企業可能為了削減開支,將中年經理及行政人員裁撤,莫非這便是香港結構轉型的真諦?

   年齡組別會否就是「夕陽」經濟環節的構成元素?政府一直著意青少年的就業問題,青少年失業比率也非常高,十五至十九歲青少年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九。那 麼,青少年失業是否導致結構性失業問題呢?答案是「否」。十五至十九歲失業的青少年人數只有二萬人左右,而且青少年可塑性較高,他們接受再培訓及高等教育 機會很大,只要青少年不自暴自棄,找到適合的行業甚至北上發展也可,並不是香港結構性失業問題的核心。

  二十至二十九歲的失業人數在 今年第二季逆勢回升,增加了近七百人至五萬三千,然而失業人數已經比去年第二季沙士期的七萬多人大幅減少,亦比沙士前的去年第一季六萬多人改善,因此這個 年齡組別能夠享受過去經濟復甦所帶來的就業機會,並不構成結構性失業問題。三十至三十九歲的組別是另一個受惠於經濟復甦的組別,亦能夠將失業人數壓低至去 年第一季的水平以下。

  五十至五十九歲勞動參與率在過去一年都相當穩定,企於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因此隨著人口老化,五十至五十九勞動 人口不斷上升,一年間多了三萬多人,令這個組別失業率一直上升,今年第一季曾升至百分之九點四。今年第二季有所改善,回落至百分之八點七,但失業人數只能 回落至去年第二季沙士肆虐期的四萬七千多人。然而,部分五十至五十九歲人士踏進退休年齡,再培訓可塑性亦較低,對他們的關注將是香港福利政策的問題,而非 勞動市場的問題。事實上,這個組別失業者在第一季便有三成多人領取失業綜援。

 

期諸落實民企自由行

 

   四十至四十九歲失業人數有六萬七千人,就業不足人數達四萬五千人,兩者總計為十一萬二千人。和上一季比較,就業不足人數無減少,失業人數減少三千人,但 事實上,有五千多人退出勞動市場,能夠找到就業崗位的減少了二千人。距離退休年齡尚遠,往往是家中經濟支柱,四十至四十九歲組別就業問題特別嚴重。而這個 組別是最多領取失業綜援的組別,在第一季有一萬七千零八十一人領取失業綜援,佔這組別失業人士逾兩成,再一次確定這個組別結構性就業問題最嚴重,理應是對 症下藥的地方。

  如果將失業及就業不足看為「就業困難」,就業困難最嚴重的三個年齡職業組別【表一】都是三十至四十九歲,分別是非技 術工人、工藝及有關人員及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和第一季比較,這些組合的失業人數是有所減少,但就業困難總數並無改善。事實上,這三個職業都有四至五 萬人失業,構成失業人口的核心。非技術工人及工藝及有關人員的失業人口,主要是在三十至四十九及逾五十歲的組別,不過,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卻不同,即 使在自由行的利好作用之下,這職業十五至二十九及三十至四十九歲年齡組別失業情況仍然非常嚴重,出現失業年輕化現象。

  從【表二】可見,只願投身這三個職業組別的,每組別都有三萬多。其中工藝及有關人員就業不足人數很多,願意轉行比率卻最低,側面地顯示這個職業最有可能面對結構性失業問題。

   總括而言,初步來看,香港結構性失業組別可能是四十至四十九歲從事不同行業的工藝及有關人員、非技術工人與及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同時,高薪職位在 最近經濟復甦期內有所萎縮,亦是近一年經濟結構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徵。當民企自由行落實,香港就業市場結構或許會再面臨巨變,相信也是失業率長遠而言能否突 破百分之六的關鍵。

香港失業率.二之二


香港錯失日本商機? - 信報


  匯豐銀行集團進軍日本消費信貸業務近月連番受挫,繼收購當地最大消費信貸公司武富士(Takefuji)的股權失敗後,收購第四大消費金融公司 Aplus的計劃亦不敵主要股東為德意志銀行及通用電氣(GE)的日本新生銀行;雖然如此,有志者事竟成,匯豐打入高達九百六十億美元的日本消費金融市場 還是指日可待的。

  另一方面,電盈主席李澤楷接受日本傳媒訪問時透露,其私人公司盈拓把亞洲總部選在日本,並在東京擁有不少高素質物 業,包括在一九九八年以九百億日圓(約六十三億港元)高價購入的東京火車站前的四季酒店,又曾在去年夥拍其他財團私人購入日本電訊百分之四股權,九個月轉 手賣出,賺了約四億港元。在訪問中的核心訊息是他一直參與日本市場,現正積極探索日本金融、通訊及地產業的商機。

  事實上,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三年前推行結構性經濟改革,其中一項就是撤銷管制規定,部分國企計劃私營化,又推出吸引外資的「投資日本」(Invest Japan)計劃,期望在五年後直接投資的數額可以倍增,一直強調自給自足、自我封鎖的日本闖出重要的第一步。

   香港企業一直在國際市場東征西討,但對日本市場的成績始終「交白卷」,是否突破在即呢?內地方面,配合一九九九年落實的「走出去」(進軍海外)戰略,中 國企業進軍日本已經開始。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上海代表處去年十二月在滬首度召開了促進中國企業進軍日本的交流會,根據中國貿促會駐日本代表處 的資料,截至去年八月,中國企業在海外設立了七千二百多家公司,百餘家在日本落戶;二○○一年上海電器集團收購日本秋山印刷公司,開創以併購獲取關鍵技術 的對日投資模式;去年三九集團和CFS集團收購日本著名藥品製造公司東亞制藥(富山縣),利用日方擁有的生產許可證,生產三九品牌醫藥保健品,同時在中日 市場銷售。

  日本政府也不再視中國為單純的生產基地。過去數年,中國與日本的整體貿易額超越了美國,中國的經濟發展令日本的貿易重心由歐美轉到亞洲國家。日本企業打算設立分銷網絡打入內地市場,因此期望香港企業成為商業夥伴;香港政府及企業是否忽略了日本商機?

   前任日本駐港總領事橫田淳去年在一個午餐會的演辭,罕見地以嚴肅及認真的措詞說出日本企業對港資的期待:「雖然我侃侃而談了好一會,希望不算是說得太 多,而且,我所說的都是經過思考的!」港府知道日本的立場嗎?日方看來是不太滿意,他說:「我深信日本和香港的政府高層之間,應該進行更多高層次和深入的 會議。有趣的是,自從我履新至今不足一年,已先後接待了二次首相到訪,還有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外務大臣和兩位前任首相,雖然有那麼多大人物造訪,但每 次都行色匆匆,因此對促進我們的工作關係並沒有太大幫助。我們想進一步促進日港關係,那麼我們就要想清楚自己所說的話,並且要言出必行。」

  「言出必行」的日本人,深思之後,究竟對香港有什麼期盼?很多人看到日港關係在一九九七年後的倒退,又看到中國內地的快速發展,我們和英語國家又有傳統緊密聯繫,日本又出現長期經濟不景的困境,於是政界及商界有意無意間把日本剔除出致力發展關係的名單之外。

  來港履新近半年的日本駐香港總領事北村隆則在港言論不多,最近卻到訪廣州、深圳及東莞三個日商會,發表和以往不同的評論,他不再強調香港對日商拓展內地業務的中介角色,反而指出日商不再經香港而直接到廣東投資的趨勢。

二之一